本世纪20—40年代，有两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不但通过自己的文学创造在人们的审美生活中放出光彩，而且执着地坚持自己的美学主张，并广泛、强烈地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意识，在中国20世纪中期的美学理论构建中，深深地留下了他们的印痕。这两个人物就是郭沫若和茅盾。 中国古典美学强调情景交融，注重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郭沫若和茅盾，可以说是它最终实现现代分裂的最好体现。在这些矛盾分裂与对立中，他们两人各执一端，在数十年里进行了长期的理论较量，为现代美学在现实与理想两极的片面深入乃至极端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郭沫若的美学思想可以分为两期，日本留学期和投身革命期。当然这个分期只有一方面的意义，即看出郭沫若在对待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上的变化。前期他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后期主张文艺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但是郭沫若所坚持的强调主观、个性、表情、天才的文艺美学思想却一直没有变。变与不变的统一，构成了郭沫若独特的美学个性。变，是社会审美的变化使然，不变，又是郭沫若自己的特殊的气质和个性决定的，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我们先看他变化的一面。 郭沫若前期的美学思想是超功利的。尚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虽然怀抱一腔爱国热情，对国家民族的危亡极为关切，但他毕竟远离国内具体的政治运动，至少，他暂时还没有参与政治运动的客观条件。而且，《女神》的巨大成功，使得这位年轻的文学才子仿佛感到自己真的就只归属于纯洁超然的文学女神了。他当时需要总结反思《女神》的成功，满脑子所想的，就是“生命”，“生命的能量。”他认为：“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1〕很显然，郭沫若心里的“生命”是没有任何规定、羁绊乃是抽象的。他认为只要蕴积了生命的能量，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任何因素，象一个未被社会陶染的婴儿，就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他说：“创造生命文学的人当破除一切的虚伪、顾忌、希图、因袭，当绝对地纯真、鲠直、淡泊、自主。一个伟大的婴儿。”〔2〕很显然， 一个文学家，如果要使创作与社会人生相联系，他必然有所顾忌，有所希图，那就会妨碍他的纯真与淡泊，使他不能完全自主，从而使文学创作堕落。他说得很明白：“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文艺的精神太远了。”〔3 〕他坦率地承认：“我不反对艺术的功利性，但我对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是有所抵触的。”〔4〕 但是1923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态度明显改变了。他毕竟是一个关心国家兴亡的热血青年。面对国家衰败受辱的局面，他不可能再沉迷在艺术的冰宫里造自己的象牙塔。《女神》早已显示，他不是沈从文，不是丰子恺更不是李叔同。既然国内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他必然会投身进去。他开始考虑把文学作为为革命呐喊助威的工具。在1923年9月4日发表的《艺术家与革命家》一文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转变。他说：“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我们不能论议他宣传革命的可不可，我们只能论他所借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即使他宣传的工具确是艺术的作品，那他自然是个艺术家。”〔5〕这只是一个过渡， 到1926年，全身心投入了救国救民的政治洪流的郭沫若，燃烧起的已经是政治激情多于文学激情了。他说：“一个超贫富，超阶级的彻底自由的世界还没有到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的文艺都已经是过去的了。包括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过去了。过去了的自然有它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和我们现代不生关系。我们现在不是玩赏骨董的时代。”〔6〕从这个时候起，在以后的岁月里， 郭沫若始终把文学创作与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在理论上总是对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文学表示呼唤和鼓励。这是特定时代中国的审美大场所决定的。在民生多艰，战火飞扬的岁月里，尚能静下心来玩弄“超阶级”的、“纯”的艺术的人不但日益减少，而且这样的人也不会有大出息，更不会产生大影响。1943年，郭沫若几乎是带着深深的愤慨为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表示辩护。他说：“国家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受着了空前未有的浩劫，一切都应该为了前线。作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多数是动员起来了。虽然在初期也有少数人倡导‘与抗战无关’论，但为大势所迫，不久也就销声匿迹。近来如沈从文有‘反对作家从政’的见解，这在平时可以说不成问题的议论，但在战时却可大成问题，而且把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认为‘从政’，那便是超过了误解范围的诬蔑。”〔7〕 毫无疑问，郭沫若的这种转变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家美学思想的转变。真正心无帝鹜地在搞艺术的人已少得可怜。这也许是一个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必然要付出的精神财富的代价——在这个时期的文艺创作中，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作品确实太少了。但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危难关头的唯一选择，忍让大量的精神贵族去悠哉游哉炮制高雅的纯文学，这不但是民族在求生的路上负担不起的奢侈，而且整个民族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