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0年代的“晚生代”（或曰“新生代”）作家是一个复杂的创作群体，由于他们与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有着本质的区别，而造成了批评的冲突。为此，他们有自己的认识。我们邀请他们把“自观”发表于此，相信会加深大家对晚生代的再认识。 “新生代”：可能和必需 毋庸讳言，“新生代”只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笼统而过渡性的概念。这样一个命名或指认，并非从具体的某一文学情境出发，诸如：一群作家在作品立意取材与整体审美情趣上的相对一致性……等等，而仅仅是就作家群中某一年龄跨度而言，仅指某一群后起的、在年龄上相差不多的新一代未名作家，这样一来，“新生代”就失去了理论意义上探讨的统一性和所指的严谨性。 当一个评论家试图对“新生代”作家进行评议的时候，他总会尽可能不厌其烦地列出长长的一串作家名单，以避免造成在别人看来是由于其自身的偏颇而造成的有意疏漏。即便如此，疏漏还是在所难免。比方说，从这一群人的年龄跨度上而言，你很难从五十年代出生的何顿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丁天、夏商等等一一列出；从出道进入文坛的时间来讲，你也很难将十六岁就开始发表作品的青年“老作家”邱华栋，与刚刚发表小说两年有余、说写就辞职写起来的吴晨骏等等一一列出；从写作身份上来说，也难从韩东、朱文这样的从诗歌而转入小说创作的诗人作家，与鲁羊、荒水这样的经过学院派训练的治小说的学人，再到李大卫、李冯这样的自觉于体制之外的自由撰稿人等等一纸列尽；更遑论在书写题材上，沉浸于历史中的毕飞宇、须兰、刘继明，与描划乡村的张继、祁智会有什么相同；而在对欲望化的深层处理上，述平的犀利冷静与刁斗的缠绵及其田柯“伤心城市”系列的低回更是大相径庭。 从文学思潮或流派划定的规范性上来讲，“新生代”这个命名难能成立。并且，至今为止，还没一个“新生代”作家愿意来充当这一批新进作家的代言人，自动站出来发表关于流派体系方面的宣言。与以往“伤痕”、“寻根”、“先锋”、“新写实”等等思潮不同，新进作家似乎都在有意避免充当代言人，或拒绝无意当中被推举为代言人的角色。其一，是因为“代言”的文学时代业已过去，在一个文化多元、世界多极时代，艺术创作的旨趣也正多角度多侧面发展，一切都发展变化得十分急遽，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宣言的速度，完全赶不上变幻的速度快，艺术已经乏言可代；其二，是因为这一批作家不趋同而求异，“个性化”成为他们的普遍选择，每一个个人都不以加入团体为荣，而以张扬个性、创立审美的独特性为先。这样，就很难从整体上对这一批人进行行之有效的集体把握。 然而，九十年代他们共同所赖以生存、活跃其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大舞台，不可避免的要在他们的作品中打下某种相同的、时代的、历史的烙印。诸如对于市场经济及多元文化下的新型中国城市的理解；对于过往历史的颠覆和解构；对于那些纯属个人的欲望化场景的逼真描绘……这些叙事之得以生成，是因为有九十年代多元文化作为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在支撑。同时，也是因为有新时期以来一系列文学基本形态作为开路基石，使他们才得以获得今天的某种程度上的书写自由。只有从历史的、从全球的多元文化格局形成的角度来判定“新生代”，才会发现它承上启下的特殊文化意义。在没有一个更好的、更明确的指称能将他们全部囊括之前，“新生代”将是一个姑且听之、姑妄言之的称谓。 一代人接续另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正是在此意义上，在转型期的历史过渡条件下，“新生代”才成为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需。对“新生代”作家们个人来说，怎样在一个众声喧哗时代凸现自己真正的个性，当成为某种首要和亟需；对于这个纷乱嘈杂、人数密集的群体来说，去芜取精、去伪存真，将会是一个自然而在发生的过程。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创造活动从本质上来说，都不啻于一种苦行。只有意志坚强、清心寡欲坚持到最后并卓有成就者，才可以担当起“艺术家”这样一个高贵的名声；而对于一些批评家或准批评家来说，任何一种不对“新生代”作家文本进行认真解读研究，而只是人云亦云、盲目断章取义的伪道德批判和价值否定，都将是对历史和对一代人的不负责任，同时，亦将是对其自身所担当批评家身份的一种不负责任。 我的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病理学以及其它 现在，我越来越不擅长在小说之外再来谈论文学了，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到我所发表的创作谈和一些对话时，发现自己已经改变主意了，甚至有些想法已经走向了相反的地步，这使我下定决心闭住嘴巴，尽量以创作来谈话。我可以感觉到我一开口，上帝或者是其它很多人就在发笑，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难过的事。不过，我现在又要说点什么了，你说我有多傻？ 我这几年的写作，一般是以当代城市生活为背景来展开的，因而我看到我被一些论者认定为“九十年代城市小说”的“写作主力”，而且“风格与文本都十分独特鲜明”，看到这些，我不禁哑然失笑，好像我完全是捡到了一个大果子。其实我在暗中已摸索好久了。 在少年时候，那时候我刚刚结束了尿床历史（我一直尿床到15岁），我父亲为了治愈我尿床的毛病，专门给我买了一块黑狗肉叫我吃了，果然不尿床了。也许是在那一年，仿佛是“天启”一样，那一年应该是1985年，我看了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决定要当作家了，从此我就开始了大面积的阅读与写作，就这样，我写了不少小说，一直到1992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来工作，我的皮箱中装了一百多万字的废稿（当然也发表了三、四十万字的东西），还没弄明白我到底应该从何处下嘴，去吃到文坛这一块诱人的蛋糕。但是对于我而言，写作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惯性，于是我就一边揣摩一边写作，写作渐渐由自发变得自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