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而言，比较认真地注意中国诗歌的现代写作倾向是从1986年开始的。我自己的诗歌写作止于这一年，而我更具现代意义的诗歌批评却在这一“中断”之后开始了。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所从事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非常典型的诗歌写作，它意味着，我业已将自己的想象力及思想探索介入到我的很多朋友共同参与的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诗的创造性的进程之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历史给了我们施展诗歌抱负的机会，然而，这种允诺与文化积累在写作中造成的压力，也是前几代人所无法想象的。 但我“非非”式的、或说准八十年代式的诗学趣味，一夕之间完全变了。1991年夏，诗人陈东东从上海寄来民间诗刊《倾向》第3期。 该刊“编辑前记”开宗明义地申明：“从一开始，《倾向》就不希望成为一个……呈示和包容性的诗刊，它最好能够指点方向和引导诗人。《倾向》关注理想的诗歌，提供秩序或尺度，它要把一只坛子放在田纳西——‘它使凌乱的荒野围着山峰排列’。”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促使心境、艺术趣味乃至整个灵魂完全转变的因素绝不止于美国诗人斯蒂文斯的这一格言式的诗句，而是由于更深刻的原因。反过来说，斯蒂文斯使我们在一种茫然失措的心情中，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恰在半年之前，我与诗人王家新在湖北武当山相遇，家新拿出他刚写就不久的诗《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反向》等给我看。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在我们这代人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动。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抑或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驭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 那么，“编者前记”暗示的，正是九十年代诗歌所怀抱的两个伟大诗学抱负：秩序与责任。在八十年代的朦胧诗、第三代诗那里，对此要么做了偏误的理解，要么给弄颠倒了。朦胧诗人希图重建的是一种二元对立模式里的政治意味的诗学秩序，第三代诗人则通过达达的手段对付复杂的诗艺，文化的反抗被降低为文化的表演。《倾向》以及后来更名的《南方诗志》对《今天》、《他们》、《非非》艺术权威的取代，不是一般意义的一个诗歌思潮对另一诗歌思潮的顶替，它们之间不是连续性的时间和历史的关系，而是福柯所言那种“非连续性的历史关系”，乃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型构”。或者说它也不是一种“艺术趣味”能够涵括得了的。关键在于，这个同仁杂志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普遍的沮丧、混乱一样，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和人心的明灯。团结在这个杂志周围的，有欧阳江河、张曙光、王家新、陈东东、柏桦、西川、翟永明、开愚、孙文波、张枣、黄灿然、钟鸣、吕德安、臧棣和王艾等。或者围绕这一群体的写作所呈现、生发、回旋与阐明的，是上述两个诗学抱负所包含的是诸多涉及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根本命题。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是针对现实的“散文化”现状而言的。在当代诗歌无比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然而屡屡受挫的未完成性话题。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被抽去了主体的它顶多只具有显而易见的中性的特征。在今天，它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身份变得更加难以确认。在欧阳江河看来，“知识分子诗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我们的写作已经带有工作和专业的性质；二是说明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因为我们既不属于行业化的‘专业性’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普遍性’知识分子。”（1 ）西川可能更倾向于获得一种未经严格限定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他说：“我们并不缺乏良知和善恶观，但作为诗人，我们必须有另一种思维方式。”又说：“我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诗人，我是一个百分之五十的诗人，或者说我根本不关心我是不是一个诗人，或者说我根本不关心我写的东西是不是诗歌，我只关心‘文学’这个大的概念。”（2）事实上， 知识分子写作不是通常而言的阶层确认，而是对当代思想文化中种种“知识分子概念”的驳难、质疑，以期在更宽阔和复杂文化背景中加以修正。这种“修正”的工作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作为一个诗人，他必须坚持一种理想化的灵魂状态；第二，在这同时他深切地意识到了，“坚持”这一状态之不可能。现今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充满了悖论色彩的写作，也正因为这样，诗人与他具体的“写作”之间是一种互文的微妙与尴尬的关系。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他与它必须时时证实双方的“在场”，并不容置疑地去追求双方在场所可能达到的最紧张的想象与幻觉的张力。这种两重性，或许就是：“一方面，它证实了纳博科夫所说的‘人类的存在仅仅决定于它和环境的分离程度’；另一方面，它又坚持认为写作和生活是纠结在一起的两个相互吸收的进程，”，“它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明一种气质，一种毫不妥协的气质。”（3）所以，在张曙光的《西游记》中， “知识分子”戴着两个不同的面具，一个坐在“书房里”发呆，另一个是“愤怒的青年”。在开愚的《国庆节》里，一个是精神逃亡中的悲剧诗人，另一个对女人充满准色情的好奇心，“漂亮的检票员（她突出的嘴唇为了有力的接吻？）”而在翟永明眼里，生命是如此离奇、最后往往又高度统一；在前台，“我唱出谁的曲调？／后台的阴谋无止无休／戏剧却总是如此凄美”（《脸谱生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性”指涉的显然是当代思想文化史的意义，诗人们着意揭示的则是一部充满诗意和戏剧性张力的思想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