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我们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到这种迹象。 一是当前现实主义对改革文学的超越。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与以往的改革文学不同，它不是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冲突。以往的改革文学无论是强化保守和官僚的势力同进取和改革的势力的两相对垒，还是突出由一定的规则、习惯、礼俗、心态所浑然合成的某种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这种改革进一步发展的惰性和阻力，都偏重于人的观念关系。而在当前一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观念关系，而是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在谈歌的《大厂》及《〈大厂〉续篇》中，厂长吕建国、书记贺玉梅与纪委书记齐志远、赵副厂长之间的矛盾不是观念上的进步与落后的问题，而是利害问题，“老齐和老赵原来都憋着要当书记当厂长的，恨吕建国抢了饭碗，总跟他弯弯绕。”在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不是革命与保守、改革与僵化、文明与愚昧等观念的冲突，而是利益的竞争。厂长与副市长的矛盾既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纠纷，也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与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的斗争，而是利益的争夺。工厂与港商谈判的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港商提出让副市长的妹妹作港商的代理，厂长不能答应。至于厂长不能也不敢接受港商提出对厂里的300多名工人只留30 名（其余的全部裁掉）的条件，也是工人与港商之间的利害冲突。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的镇委书记孔太平与镇长赵卫东之间的磨擦，关仁山的《破产》中的田北县田北镇镇长马英杰与副镇长高德安之间的纠葛，隆振彪的《卖厂》中的广大职工与老板刘三金之间的矛盾，毕四海的《最后的资本家》中的工人们与市长、厂长的激烈较量，基本上是现实的利害冲突，而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观念之争。因此，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跳出了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社会矛盾的框架，而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现存冲突，从而不但超越了以往的改革文学，而且更深刻、更真实地逼近了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可以说，它是当前变化着的现实的产物。 二是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所谓“新写实”小说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90年代流行的“新写实”小说尽管相对真实地再现了这个时期部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但是它却是以粗鄙实用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活着，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成为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则。与其说“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创作是“零度写作”，不如说他们认同了小说人物的生活哲学。从“新写实”小说的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人”的死亡，而且看到了人为了可怜而可鄙的生存向精神奴隶的回归。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这种所谓“新写实”小说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逐渐深入地写出了人物在粗鄙实用主义的困境中的痛苦、挣扎、逃避、反抗和斗争。 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人们是有所认识的。有的指出：“这些作品中的时代弄潮儿们，首先当然是非常正派的，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富贵所淫，不为贫贱所移，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甚至可以拿出自己的积蓄去普渡众生，还有比这更可敬可亲的吗？然而他们又绝不像当年的英雄们那么完美，绝不像当初的劳模们那么单纯：李书记应付不了上级要拓片，干脆借机‘脱逃’，东窗事发高部长难脱干系，李书记又帮他蒙混过关；吕建国比他还要‘过’，竟千方百计去营救嫖娼的郑老板，不择手段去弄回失窃的小轿车；而孔太平又比他们俩更高一筹，竟用手段耍了黄所长，玩了赵镇长，为了与上面打通关节又半强迫地动员支部通过孙萍入党。这些做法显然是不那么正当的，然而我们又始终觉得是可以理解甚至接受的，因为说到底他们是出自公心的，是为民着想的，就是孔太平的疏通关节似乎也是被赵镇长和段书记给逼的。”有的提出：“必须看到，它们的贡献在于，把生活中日益突出的金钱与道德、物质与精神、恶的手段与善的目的之间的矛盾，以生活自身的形式，以更加社会学的方式，惊心动魄地揭示了出来。它们的作者立足点比较高，已不限于关注某一个体的困惑，而是着眼于社会的乃至时代的两难课题；他们坚持把困难写足，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社会转型和进步所必须遇到的困难。”“我们看到，无论吕建国，还是孔太平，他们都是现实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焦点，无时不处在原则与实利、法律与人情、政策与活用、手段与目的、真诚与谎言的撕扯之中。他们不是抽象原则的化身，而是‘有血有肉的领导人’。”这些论断从现实生活与审美艺术的关系着眼，相当准确地揭示了人们所面临的粗鄙实用主义的困境。 如果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仅仅相当客观地揭示了问题的所在，那么，还不能说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是深刻的、有力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最有希望、最有生命力的审美倾向，是因为它的批判锋芒穿透了现实世界，如一道强光，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了。但是，有人或从历史的进步或从道德的进步等立场角度，对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肯定或否定，却没有看到这一线光明。 有的论者认为：“面对这些共同问题之时，这些小说都提供了一种对话、沟通、协商的选择，一种对于‘问题’的复杂性的更为明智的认知的愿望。这里没有那种像‘改革文学’一样的具体而恢宏的、‘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方案的‘现代性’的理想设计，也没有那种浪漫主义的以‘终极关怀’超越世俗问题的狂放高蹈，而是承认社会本身需要一种渐进的发展，需要一种‘共存’的意识，需要在让步和妥协中谋求我们这个共有社群的最高利益，而不得不牺牲或放弃某种局部的利益和超越某种普遍的理念。在《大厂》中，吕建国厂长为了全厂工人的利益而不得不请求公安局陈局长放出嫖妓而被拘留的客户，而《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则不得不与劣迹极多的洪塔山之间达成妥协。”这是一种肯定。有的同志指出：“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作品，普遍都对道德评判、道义立场采取回避的姿态。对作品中人物的玩弄权术，跑官耍官，贪污受贿的行为，作者并不表示出愤怒和谴责，倒是宽容和认可，这种倾向，在写到那类‘能人’，那类所谓的‘农民企业家’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类人往往无恶不作，但却对当地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一倒，便导致当地经济的崩溃，这样，即便他们恶贯满盈，也仍能受到重重保护，最终逍遥法外。面对这种现象，作家们往往缺乏最起码的忧虑和义愤，甚至连一点困惑都流露不出来，伦理在历史面前已彻底败退，连与之发生冲突的资格都没有。在这些作品中，道德理想已全然消泯，只见到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对恶表示无奈、予以认可。”这是一种否定。显然，这种肯定或否定是片面的。因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没有真正认识到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所谓“新写实”小说的批判以及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同时，他们也没有看到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