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大讨论自1993年开始以来到现在已经两年有余了，虽然景观不再那样轰轰烈烈了，但仍可说是不绝如缕。可是静下心来想一想，除了那近于漫画式的两幅脸谱外（带有红卫兵情结的、自我膨胀的、近乎偏执狂的理想主义，与清醒的、带有几分调侃的、操着后现代话语利器的解构者），究竟有多少切实、细致而真正富于建设性的成份？无怪乎有人提出这样的批评式的衷告：人文精神的讨论“一旦离开了真实的文化背景和作家必须直接面对的创作问题，讨论就难免不在抽象精神的迷宫中捉迷藏了。”〔1〕但是仅仅是批评与指责并无济于事， 重要的是去脚踏实地工作，以实际行动跳出“捉迷藏的话语游戏”。所以在此我们想仅分析一篇“理想主义者”的文本，具体看看作为一个切实的在世的存在的“理想主义者”的文本生产与其存在的谋化的同一性，进而试探“理想主义”之存在的复杂的意义侧度。至于为何选择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以下简称《土地》）作为样本，主要是考虑到梁晓声作为小说创作者，在作品题材、内在气质、叙述风格等方面的相对一贯性，以及《土地》对于他的整体创作的重要性与代表性。 一 我们都知道《土地》为梁晓声在当代文坛赢得了广泛的名誉，不过这更多的是关涉别人对他们社会性评价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重点，我要考虑的是这篇作品对他本身的生存谋划的意义。因为写作既不是人的主观思想情感的流溢，也不简单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具体的人的存在的行为、存在的谋化、存在方式的呈现。一个写作者以写作来谋划、呈现作为“这一个”的存在；反之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在阐释和被阐释的对话性结构中，观照他的存在，并以此而反观我们自身。所以，人的在世的存在之谋划，就可以且应该是文本阐释的基点。 那么，《土地》对梁晓声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存在性意义何在呢？我想重点围绕“象征”来讨论这个问题。 只要对梁晓声的作品有一定了解，就很容易发现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其主要作品往往充沛着激情。而我们知道，浓烈的激情一般适应于以诗体来呈现，而相对于散文体的小说叙述来说，就有可能会是一种障碍。因为小说〔2〕相以来说是一种时间性的艺术门类， 一般是通过所叙述的事件的延展形成一种“线型”结构；而激情的燃烧则是一种空间化的“团状”结构。解决这种“文体矛盾”的方法之一是将象征“引入”叙述，将时间性的文本尽量空间化，借象征以激情之火熔化叙述之链。《土地》正是这种情况。实际上一个“象征化”的叙述文本的诞生，是以一个具体的写作者的存在性谋划为基础的复杂的文本生产。为说明此点我们需要先放下《土地》，引进梁晓声的其他几篇文本进行参照性分析。 梁晓声是以知青题材的写作称誉当代文坛的，但实际上他一开始的写作并非是知青题材，而且在《土地》同期及以后还写了一些并不很激烈的“市民”〔3〕小说。这里我仅举四篇分两组讨论。它们是， 《作品欣赏第一课》（以下简称《第一课》）、《在A城》、 《西郊一条街》、《八月十五月儿圆》。头两篇作品就内在的激情而言，显然是与《土地》一脉相承的，可看作是《土地》诞生的准备期作品。它们给人的直接阅读感受是“生硬”。《第一课》将叙述的场所安排在课堂上，他以教师、叙述者、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四重身份，面对着讲台下的学生进行讲述，而且直接的讲述动机，就是想用有关美、正义的来感染、打动并教育听众（读者）。这种讲与听的模式显然是同文革中盛行的“英模报告会》、“忆苦思甜报告会”的模式一样。即讲述者——听者、教育者——被教育者、（话语权力）操纵者—被操纵者等多重二元对立结构的同构。而作品中讲述者与故事主人公阿衣拉达之间，又相当明显地含着“自我—镜像”的自恋性关系。主人公阿衣拉达是个少数民族姑娘，集真善美于一体。讲述者在新疆招生时发现了她，并许诺来年要将她招进艺术学院深造。可是命运多桀，他被“四人帮”的爪牙们贬落到新疆，与阿衣拉达在苦难中意外地相遇，最后阿衣拉达为了保护他《与恶势力相抗争的勇士）和爱他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上述梗概很容易看出，与其说是讲述者在歌颂牺牲者，毋宁说是在钟情于自我完美形象的观照，观照之光的发源体之所以要照亮对象，是要这个对象来为自己献身。 《在A城》虽然表面上这种单一硬性的“讲—听”模式有所改变， 但实质上仍然没有变化。中心人物高远和老导演的关系，无论是细节性质还是结构关系仍然同上篇相同：老导演（讲述者、见证者、自我）—高远（被讲述者、英雄、镜像）。而且听众仍然是直接或半直接地作为纯粹被动的待感化者在场的。总体结构如此，而且具体叙述也非常密实。片断与片断之间、句与句之间、甚至词与词之间毫无间隙，直奔主题和中心人物及中心情感，好象连一个薄薄的刀片都插不进去，毫无语言的弹性。〔4〕作者写作显得吃力，很累，阅读后的感受也很累， （这倒不是文字有什么费解的累，而是某种被迫的正襟危坐听报告的累。）应该怎样理解这种“生硬”、“吃力”的叙述呢？当然可以推潮到文革话语的影响，或可说是因为作者没有学会怎样讲故事。但恐怕更本质的原因不在于技巧掌握的与否，似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历史影响的遗留，而在于作者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过于直接，直接受控于主流和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吧。这在第二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