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人们仍常常习惯于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为三段，即三个“十年”时期（1917—1927；1927—1937；1937—1949）。应该承认，这种划分方法是有着历史依据的。以30年代文学而论，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继续、并已开始显示成熟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事实上就体现出了这种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并从五六十年代起就构成了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特定对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曾简单地把30年代文学等同于左翼文学；而这里说的“30年代文学”，却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即各种派别和观点的文学，只要确具一定艺术水平和借鉴价值，都将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样做，也正是唐弢先生生前率先提出来的主张。当然，不必讳言，对于所谓艺术水平的判断，首先就存在着各种理解上和看法上的歧异（如对于茅盾作品的不同评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这是由于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的，并不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不科学或不正确。 总之，我们希望“30年代文学”这个概念的界定，能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个更广大的天地，也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包括文学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确立一种比较科学和辩证的文学观念。 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不管人们对于“30年代文学”这个概念如何界定，不可避免地都要首先涉及到对于左翼文学的评价。这是因为，左翼文学不仅是30年代文学的主流，而且也是推动整个30年代文学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换言之，如果没有左翼文学，也不会有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30年代文学”。鲁迅先生当年曾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1〕这一论断， 虽然有着当时的具体背景（当局杀戮作家，文坛几成“荒野”），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理解30年代文学的内涵。 其实，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始终存在一种所谓单一成份的文学。但是，在它们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常常有自己的主流文学；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如果我们不是割裂地、形式主义地看待“左翼文学”这个名词，而是将它放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将更加确信，它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主流地位，也同样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确认。 “五四”和“左联”，可以看作是两个文学段落的开头，我们知道，它们都曾犯过简单化之类的幼稚病（后者因为受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其缺点和错误还带有组织上的特点，如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等等）。但是，这并抹煞不了它们在我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功绩，掩盖不了它们在历史上焕发的那种革命性和进步性的光芒。从“五四”到“左联”，我们新文学走的是一条光明之路，也是一条前后照应、互相连贯的历史必由之路，既不能否定它的开头——“五四”，也不能否定它的结果——“左联”。 我们知道，“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重要口号。而在文学界同时提出的诸如“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以及“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等等，无一不具现代科学民主的精神。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种现象，即：历史上的一切进步口号，就它本身所包涵的内容来说，几乎都是非常深刻的，甚至也是非常宽广博大的；但如何认识和实践这些内容，却不能不受到具体时代和特定环境的限制。例如有人说，五四时代提倡的科学和民主，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其实，五四时代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早已完成了它所意识到的那些历史任务；它没有完成、同时也无法“完成”的，是以后实践提出来的新任务。 正因为这样，“五四”这个巨人才不能停顿，才需要继续前进。形象地说，它把扮演昨天那一幕壮剧的角色还给了历史，而选择了一个新的角色继续串演以后的壮剧，这个新的角色就是“左联”。这种角色的转换始终都是在前进中完成的，因此，从“五四”到“左联”，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同一个历史巨人，只是在前进中改了名字而已。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巨人行进的具体轨迹。 由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文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以文学和人民的关系为例，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文学和人民的关系永远应成为衡定它自身是进步（革新）还是保守的一个重要尺度。如前面说过的“国民文学”、“平民文学”这些口号，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国民、平民这些按当时的方式或习惯所表述的“人民”的概念和文学联系起来，这自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因为它真正体现了那个划时代的口号——“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实质。就文学革命来讲，所谓科学，可以指它提倡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的进步内容，也可以指它废弃僵死的文言形式，代之以新鲜、活泼的写实风格；所谓民主，则与科学同步，彼此相互依存，可以指它在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之后所获得的群众性、平民性，也可以指它为实现科学目标（包括社会进步的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民众启蒙、民众参与，等等。这些，大概是当时“国民文学”和“平民文学”所能涵盖的历史内容。但是，国民也好，平民也好，这个在前面被打上了引号的所谓“人民”的概念也好，仍是不彻底、不完整的，因为在那时人们的心目中，它们的具体内涵主要限于城镇居民（包括一般工商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等等（即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社会舆论中心”的那些阶级和阶层，正因如此，他们也是新文学的主要接受者和启蒙对象），距离真正的人民的范畴还有很大的差距。刚刚诞生的新文学要求得继续的进步和发展，就必须在认识和实践上逐步缩小、乃至弥补这一差距，以便走向和靠近真正的人民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