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文学开拓者群体，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群落。开放意识、“立人”意识和创新意识，是其现代意识的三种表现形态。开放意识，主要由危机感和吸纳要求两个连续发生的思想构成。“立人”意识，首先是张扬自我和个性，其次是努力成为“世界民”，挤入“世界人”的行列。创新意识，表现为强烈的破旧立新的精神，落实为变革旧中国和构建新文学的实际行为。 这种现代意识，既是新文学活动家、创作家倡导、建设新文学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又在他们创建新文学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升华，进而支配着新文学开拓者们更加意气风发地开展新文学活动和新文学创作。 关键词：新文学开拓者群体/现代意识/开放/立人/创新 1917—1925年中国文学由传统型文学嬗变为现代型文学。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文学开拓人才的群体。〔1 〕这个群体具有了一些与既往中国文学家思想意识不同的现代意识：开放意识、“立人”意识和创新意识。这些现代意识，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并且具有从事文学活动和创作的人们的特殊性。 切实的危机感受，大胆的吸纳要求——开放意识 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平原、盆地、丘陵、高原、山地、河流、湖泊、内海，地形齐全；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亚热带、热带，气侯多样；金银铜铁锡，农林牧副渔，资源、经济富足；地形、气侯、资源、经济自成体系，优越充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生长繁衍在这里的中华民族，自给自足，自适自乐，与域外无争，逐渐形成国家、民族、经济、文化牢固的封闭性。与此相适应，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也具有牢固的封闭性，以至于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工业社会，迫切要求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互相交往、交流，要求资源、劳动力、市场世界化，中国人却仍然不闻不问，闭关锁国，盲目乐观地按照既定秩序生生息息。1840年鸦片战争的洋炮，轰毁了清王朝紧紧关锁的国门，英国的军事侵略，逼使几千年关锁国闭的中华帝国，不得不对外开放，亡国灭族的灾难，就要降临至中国人头上，一批知识分子首先觉悟奋起救国，放眼陌生的世界，惊骇地发现，西方工业社会蓬勃发展，寻求强国富民道路的强烈愿望，驱动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适应被动式的开放，思想行为主动对外开放，思想意识逐步由封闭的传统模式向开放的现代模式转化。历史演进至五四时期，这种现代式的开放意识空前发达。新文学开拓者群体，就是这批时代先躯者队伍的重要成员。他们开列的拯救中国的药方中，就赫然彰明他们的开放意识。他们主张中国必须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2〕，具体到文学领域， 立志要“打破”“中国文学上传统的锁国主义”，接上“世界文学的洪流，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枝”。〔3 〕新文学开拓者的开放意识，突出地表现为两个连续的思想行为：危机感受和吸纳要求。 历来中国人对其生活的社会的评估和期望，往往以古代盛世为坐标，从本民族历史纵向比较中形成自己的认识和追求。1840年的历史变动，使他们发现了另处一个异质参照系，即西方文明，遂将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做横向比照。思路一变，认识就跃入新的境界，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若仍旧不思变革，有被世界抛弃的危险；他们的“大恐惧”是“中国人失了世界”〔4〕。因此急切地倡导面向世界， 改变“中国永与世界隔绝”，“和世界潮流隔绝”〔5〕的状况， 努力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这种切实的、焦灼的危机感，正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化、大改革历史时期弄潮儿们的意识特征，正是中国人思想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可见这种危机感的指归，就是要迅速找到救国富国强国的途径。新文学开拓者继续他们先贤探索着这条道路，他们从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的教训中觉悟到，单单进行物质的、制度的层面的变革，中国的治救是难以奏效的。从既往历史的反思中，他们认识到富强中国，首要问题在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先夺民魂，后可兴邦。这种认识显然有局限，但必竟是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大步前进。那么以什么为凭借去改变民众的思想意识？许多新文学开拓者都认为是文学，“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6〕， “感化社会”的〔7〕，可以负担一部分“制造光明”，“改造社会”的责任。〔8〕因此要“为大中华，造新文学”〔9〕，以新文学教育人，启发人， 改造落后的中国国民的灵魂，重构崭新的思想意识，从而使中华百姓为振兴中国而不息奋斗。但是他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是已经陈旧的武器，无以完成历史赋予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庄严而伟大的使命，产生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危机感，希望立刻加以变革，向新形态的文学转化。首先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10〕，而后才能影响中国人，促使其在世界人中争个地位。因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改变国民的精神，成为五四文学的主旋律。当时的新文学开拓者，把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希望寄托在先进知识分子身上，改魂换魄的主要对象则是农民、市民等老百姓。唯其如此，开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呈现出这样的表现格局：受到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和以农民、市民为代表的国民，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取材层面和主体人物形象。但是新文学开拓者们很快发现，一方面当时先进的五四青年知识分子，软弱无力，在革命浪潮激荡下冲闯了一阵子，随着革命的退潮堕入苦闷、彷徨的深渊，难于承担他们的厚望，另一方面农民、市民等中国国民，深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封建思想意识的荼毒，短时间内绝难彻底改换思想和灵魂。他们要依靠的改造国民性的人们，他们要改造的国民性的载体，与他们焦急躁动的兴邦意识形成巨大落差。“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11〕，就产生了悲剧。唯其如此，以改造国民性为基调的新文学，笼罩在淡淡的悲色中。悲色，成为新文学作品的重要审美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