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的汇入，对中国人的政治观和社会发展史观，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给了我们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启示。西方的极富想象力的描绘未来世界的著作，如《第三次浪潮》、《生存之路》、《世界面临挑战》等未来学也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认识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 广博的外国新文化、新思想一旦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相结合，就必然会产生极为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使中国文坛充满勃勃生机。下文将着重介绍世界文学中三位现代作家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他们是原苏联当代文学中的道德——自然哲理流派的小说家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奥地利已故现代派文学始祖之一的弗朗茨·卡夫卡、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艾特玛托夫与中国文学 艾特玛托夫生于1928年，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等曾获苏联国家奖和列宁金奖。《白轮船》和《一日长于百年》等作品曾多次荣获苏联文学奖，并被翻译成7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他的其它优秀作品有中篇小说《早来鹤》、《花狗崖》，以及长篇小说《断头台》等等。艾特玛托夫自己最喜欢、最满意的作品是《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花狗崖》和《一日长于百年》。在前两部作品中，他的构思是“为了捍卫道德的纯洁性，必须与精神空虚、消费主义、物欲主义及其它不良现象作斗争”，关于《花狗崖》，艾特玛托夫说：“我希望促使读者思考的是人的道德的主要价值和责任感，即一切能够使人称其为人的东西。”在《一日长于百年》一书中，作家凝聚了他的“全球性思维”，其实质在于使每个人都关心别人的命运，关心人类的命运，希望全人类共同幸福，和平相处。艾特玛托夫的理想是让未来者将会说：“我是地球人，这个星球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为了表现自己的理念，他使用了一贯的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尤其是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和多层次的描写以及多层次的结构，使作品折射出了丰富的、深邃的思想意蕴。这也正是艾特玛托夫文学思想与艺术表现的双面闪光和相互映衬的巧妙之处。他善于吸取民间文学的传统，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以洋溢的诗情去描绘与叙述，使其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特色，使其小说具有强烈感人的抒情色彩。他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生活的作品所流露出来的卓越的艺术个性，对我国新时期文坛一批崭露头角的作家有着强烈的影响，如张承志的《黑骏马》就飘荡出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那种舒缓悠扬的旋律；张贤亮的《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等作品在结构上也借鉴了艾特玛托夫的《别了，古利萨雷》和《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他的《绿化树》亦有受其影响的痕迹。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母狼的心愿》中揭示的是人与狼的冲突，他把自己的全部同情给予了狼，即指人蜕化成比狼更加凶狠的动物，而狼则是无邪的受害者。在张炜的小说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主题，如《三想》里名叫“咪咪”的母狼在失去了它的小狼仔后，对人的至高无上产生了怀疑：“人的至高无上是他们决定的，而这种决定的不合理性从根本而言就在于他们忽视了太阳和土地，天下的一切生物都应是平等的。”而《梦中苦辩》则是对杀狗者缺乏同情心的残忍行为所发出的抗议：“屠杀吧！与大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对抗吧！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是更可怕的报复。”《海边的风》则是关于人与自然宣战所导致的苦难与饥饿，最后能够拯救人们的仍旧只能是大自然。小说最后以饥饿的人们向海边涌去，表明了人们最终又回归大自然的意向。 张炜借小说中主人公的梦想描绘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乌托邦世界：“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男人与女人，互相之间不可说谎，不可背弃，不可欺骗，不可侵犯，如果这类事情发生了，那么飘飘落下的粉绒绒的雪花沾到他脸上、手上，立刻化为乌黑的汤法，渍入皮肤，永远洗不掉。”他的新作，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则重点表现了农民与土地的密不可分的本质性联系。小村人单纯、古朴的生存方式，展示出了世界存在的原初结构，即天、地、人、神四者的统一。小村人的艰辛困顿生活实质上是一种顺应自然，乐天知命的淳朴的田园生活，如小说中一位农村少女肥的内心独白：“踏不透的夜色，藏下一切的夜色。肥恨不得将自己融入其中。昏昏沉沉的大地啊，铅一样沉的大地啊！象吃了长睡不醒的药一样的大地啊。”小村人对土地真有着母亲般的依恋。正如艾特玛托夫在他的小说《大地母亲》中写女主人公托尔戈娜向大地的乞福那样：“我说大地，你把我们所有的安放在自己的胸怀上，如果你不给我们幸福，那么你为什么要做大地？而我们又何必要生在世上呢？我们是你的孩子。大地，给我们幸福吧，让我们成为幸福的人吧！”作家们的这些描写无不说明了他们对农民的理解，懂得农民与大地的依存关系。所以“艾特玛托夫提出的口号是‘与土地和水共同创作’，张炜提出的口号是‘融入野地’，他希望将自己化入一棵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紧紧地抓牢泥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引自耿传明：《张炜与俄苏文学》）。他们都用诗一般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展示出了人与自然不应对立和分离，呼吁重建“天人合一”式的人与自然的新型的和谐关系。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已走向更加开放、思想内蕴更加深邃、表现手法的多元化，即哲理化、抒情化、象征化。正因为艾特玛托夫艺术思维的现代化，才使其作品放射出了异彩纷呈的炫目光芒，才使中国作家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 二、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融汇：卡夫卡与中国文学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是出生于捷克布拉格的犹太人，是世界著名的德语作家，也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影响最大的重要现代派作家之一，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辞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称他为“现代的莎士比亚”。卡夫卡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了一个极其苦难的黑暗时代。他亲眼目睹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验极为深刻。他写作非常勤奋，但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却很少。耐人寻味的是他生前曾留下遗言，托付挚友布罗德把他的全部遗稿烧毁。但布罗德非常珍视他那些用心血铸就的不朽的卓越文稿，并把他保留着的全部手稿整理出版了。最初，卡夫卡的那些作品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自3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那些传世佳作的深刻内容和不朽的宝贵艺术价值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当时，许多西方人把卡夫卡奉为杰出的预言家，认为《审判》、《城堡》等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西方许多人的共同命运，似乎自己也像他们一样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不可理喻的世界中，人们不能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说不定什么时候灾难就会降到自己的头上来。于此，许多西方国家在五六十年代掀起了一股卡夫卡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