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小说的本文分析，从民族（文化）与身份、语言（文化）与身份、性别（文化）与身份这三个方面，考察美籍华人女作家查建英、於梨华、谭爱梅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人——身处异国他乡的知识女性，在男／女，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特殊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对自我文化身份与性别身份的理解和阐释，由此说明，这两位作家精心构筑的小说世界，隐现了中国及其文化在遭遇西方文化时的困境，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她们小说中的人物便不再具有纯个人式的境遇。相反，这些人物的生命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和确认，都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存在总体经验联系在一起。她们的小说故事，成为与中国有相似政治经济背景的第三世界的隐喻。 主题词 小说 文学 东西方文化比较 美籍华人女作家查建英、於梨华、谭爱梅（Amy Tan， 又译谭恩美）都是具有中国血统而现在身居美国，处于两种文化的临界点上的所谓“两栖人”。她们的作品在台湾、大陆及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无根的漂零与悬浮的自由 於梨华是三位旅美女作家中年龄最大、成名最早的一个。作为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和“无根一代的代言人”，“寻根”是於梨华心灵深处永固的情绪。在这里，“根”已失却了它本身植物学上的意义，而成为於梨华自我文化归属的象征。之所以要寻，是因为离乡去国，飘萍天涯，自我了无着落。所以於梨华说：“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1） 的确，对于留学生而言，人们注定要在回去与出来之间徘徊，在中西两个世界文化之间徘徊。本土和他乡对于他们都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和排他力，他们自身无法彻底溶入其中任何一方而与之达成较深刻的内在和谐，而且任何一方也不把他们认同于“自己人”。於梨华笔下的牟天磊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进退维谷之中。 牟天磊出国留学十年。在出国前，他曾是个有勇气有梦想的青年。立志要“挺直无畏，出人头地”。（2）然而十年过去了， 归国回来的他，虽然学成业就，但他所渴望的理想和幸福并没因学业成就而到来，却反而离他更远了。十年的结果是自我的失落和人的“扭曲”。剩下的是挥之不去、无法摆脱、无法排遣的寂寞。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走出不自己那孤独、绝望的精神小岛。“我是一个小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3）。 在整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天磊的寂寞感就像一首乐曲的主旋律，忽高忽低，忽强忽弱，在书的每一页回响。这“比雾还迷蒙、比海还浩翰、比冰还要寒心的寂寞，来自于天磊自我文化认同的危机感，来自于他既接受了中美两个世界的文化，却又隔膜在两种文化中心之外的“陌生感”。 在美国，潜在于美国社会各种场合或隐或显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人毫不掩饰的民族自豪感，阻碍着天磊与美国人的融合。同时天磊身上的中国式的情思和思想行为，也使他抗拒对美国的认同。 回到台湾，天磊看到的是上自大学生下到厨师，都以洋为荣，以洋为美。他发现“自己仍是一个客人，并不属于这个地方”。（4 ）天磊在美国没有根，在台湾也脱了节。剩下的是一个“空”字。 如果说於梨华通过塑造牟天磊创造了在两种文化间徘徊游移，无根飘零的“无根一代”的典型，那么，十几年后，查建英以谐谑的而不是於梨华式地感伤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悬浮的主体”的典型。这就是《丛林下的冰河》中的叙述者“我”。 “我”和牟天磊一样，当初也怀抱着壮志凌云踏上美国国土的。在异乡的最初几年，“我”俨然以全新的姿态，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地融进异国的生活和社会文化中。“我”对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认同，对同胞客人的不屑，都反映了“我”向往洗面革新，脱胎换骨，扯断与中国文化相联的根，而续结起西土的脉。然而，愿望与现实并不总是合二而一的。文化，一如胎记，岂能如此象披风似的轻而易举地披在人的身上，或者象抖落衣服的灰一样不费力气地从人的头脑中抹去？正如叙述者自我亦醒悟到：“归根到底，文化是‘泡’出来的。在这个缓慢自然的过程中，你所有的毛孔都得浸在水里。文化不仅有奶血之分，而且许多东西根本学不来”。（5）其实，岂止许多东西根本学不来， 许多东西也根本去不掉，它成为人身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就象一滴墨汁化入水中，你再也无法将那滴墨汁原封不动地分离出来。因此，当“我”在美国的生活似乎应该如鱼得水的时候，“一股似曾相似的陌生感从我心底冉冉上升”了。（6） 这种陌生感来自本土的呼唤中对异国文化的难以进入的心态。“我”与美国情人捷夫的分手成为这种“不能进入”的象征性仪式。对我而言，捷夫与其说是美国人，毋宁说是中国人。捷夫的典型意义在于他充当了一个文化符码，他的金发碧眼、开朗乐天、健康富有、肤浅幼稚，与其说是他本人的形象，不如说是“我”所指认的美国文化的具像。因此，“我”与捷夫的关系，就象征的意义上讲，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我”对异国文化的迎拒的具像化。我对捷夫从认识到分手的过程与“我”对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如鱼得水”之感到“笼中之鸟”之感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 小说中另一个与捷夫同样具有文化符码性质的人物，是我从前的恋人D。就像淡化捷夫的个人特征一样，查建英同样也通过淡化D的个性而将D符码化了。D的形象不能算丰满，但他所代表的我与故土文化的联系以及“我”心中中国式的理想主义，却因此而更加突出和清晰。D 死了，D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呢？是否D所代表的理想精神和英雄主义也随着D 的消失而沉落冰河了呢？就像“我”注定要与捷夫分手一样，“我”与D的告别其实也是或迟或早都不可避免的，对我而言，D的死亡的意义在于，它使我意识到自己“与一长串宝贵的东西失之交臂”，意识到D “是我生存的某种可能”。（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与D完全认同，事实上，我虽然向往“D”生活的坚定、执着， 但“我”对他的整个“献身”精神却始终抱有怀疑态度。尤其，在“我”走完回国的寻找之路后，D对于我，也“永远永远地失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