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两条轨迹：即西化的开放的现代诗质与民族的本土的传统诗质，二者相生相克，相斥相依。作为台湾诗坛上最有争议的一位“诗魔”，洛夫既是现代派诗歌创世纪的“超现实”悍将，又是诗艺追求中少小离“家”老大归“乡”的诗歌游子。从面向现代到面向传统，从取法现代到悖离——回归——植根”的艺术探险之路，其诗歌的内在意蕴、人文精神、文化背景亦呈现了“离——归——合”的变迁模式。在文化的吸纳与承传中，洛夫的独特性又在于其诗歌中的现代诗质是提取东方的古典美学和智慧，具有中国风的东方味的“反常合道”的现代，而传统诗质又是融现代观念富有现代意识的再造的传统，此二者又构成一种既离心又向心的审美合力。可以说，洛夫的诗是面向广阔的新潮的西方的世界文化，而背后又倚靠着深厚的古典的本族文化；洛夫面前是流动的水一样的西方文化，背后是淀积的山一样的东方文化。 就洛夫的自然生命来说，他的前半生是躺在故土，后半生是客居异乡；就他的诗歌生命来说，他的前半生是孜孜于超现实，而后半生是眷眷于回归现实。现实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隙，是诗人联系现代与传统的一个参照与奠基，是一个文化夹缝。现实既是向现代飞翔的起程点，又是向传统回归的停泊地，于是直面现实，植根现实与超越现实就成了洛夫在诗的王国里创世纪的最初探索和最终践履。 一、超现实的虚无与真实之境 在台湾现代派诗歌向高潮腾跃时，洛夫作为一位激进的浪峰上的弄潮儿，以魔性的角色恪守超现实，以坚硬如雕刀之姿疏离了传统与现实中一切道德的、社会的、美学的和传统观念的形役，而追求一种心灵的绝对自由，抵达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新的美的秩序和境界。他不再与众默守，不再拘囿于凝固的外在文化规范，而探究自然万物的内在本质和生命奥义，用心眼而非肉眼透视世界，视若真若幻的潜意识为最真实最纯粹的世界。诗人嘶裂的喉咙是一声生命对文化的反抗：“体内的火胎久已成形／我在血中苦待着一种惨痛的蜕变”（洛夫：《巨石之变》）。所谓“蜕变”，即使诗接近“纯诗”。在《石室之死亡》中，洛夫迈出了超现实的探险之路。“假如一群飞蛾将我们血里的钟声撞响／便闪出火花来吧，这是唯一的结局”，表现自然与自我之本体；“饮太阳以全裸的瞳孔／我们的舌尖试探不出自己体内的温暖”，表现真境与内心之隐秘；“我的面容展开如一株树／树在火中成长……而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表现生命力之精髓。 洛夫追求纯粹的诗歌境界与探究万物的终极境界，即抵达“虚无”；他追求心灵的绝对自由，即返归“真我”。此为诗人心仪的超现实性。 洛夫认为虚无是一切文学艺术之最高境界。他强调：“虚无只是一种无我之物而又有我之物的精神境界，即无关道德政治、更不需要染以任何色彩而损其明澈超逸之本质。虚无并不以悲哀颓废为其独有象征”〔1〕。从洛夫对虚无的认知中， 可以看出“虚无”之语义已被“洛夫化”了，已成为适应洛夫的超现实性而具有辩证意义的诗歌境界。其中，“无我之物”与“有我之物”交融一说，又明显由中国古典美学境界化出。“我的头壳炸裂在空中／即结成石榴／在海中／即结成盐／唯有血的方程式未变／在最红的时候／洒落”（《死亡的修辞学》），我即一切之我，心即心物之心。心既虚无又充盈，是无限之虚无与充盈。虚无既是向上超升而无所不被的无限之有，又是向内敛化而无所具有的无限之无，虚无乃兼为宇宙万物之本源与终极。无限是虚无的有形表现，是绝对的无形表现，虚无正是辩证意义上的充盈，这种诗美学追求又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在世行为方式异曲同工。“壁炉旁，我看着自己化为一瓢冷水／一面微笑／一面流进你的脊骨，你的血液”（《石室之死亡》），因为“万物皆无终极，唯一可以想象的终极就是静止，或抵达虚无——不毁灭自己便不能存在的虚无”〔2〕。从这个意义上讲 ，存在即是虚无。“火柴以爆燃之姿拥抱住整个世界”（《石室之死亡》），毁灭自己，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后揉入万千世界和一切事物中，个人生命与天地生命融为一体，这也就是抵达“真我”之径，“太阳的温热也就是我血液中的温热，冰雪的寒冷也就是我肌肤的寒冷，我随云絮而遨游八荒，海洋因我的激动而咆哮。我一挥手，群山奔走，我一歌唱，一株果树在风中受孕，叶落花附，我的肢体也随之碎裂成片……”（洛夫：《我的诗观与诗法》）。因此，在洛夫诗中，变异与原生同一，物与我，天与人皆合一相通。“火在底层继续燃烧，我乃火／而凡在外部宣告：我的容貌／乃由冰雪组成”，“你们都来自我／我来自灰尘”，“我是火成岩／我焚自己取乐”，“我迷于神话中的那只手，被推上山顶而后滚下／被砸碎为最初的粉末”（以上洛夫：《巨石之变》），“你或许正是那朵在火焰中活来死去的花／将之深深埋葬在／我们的另一种呼吸中”（《石室之死亡》），“你是火的胎儿，在自燃中成长”（《灰烬之外》），不断地超越，不断走向虚无与本真，以达到化无情世界为有情世界，化无限经验为有限经验，化不可能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