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福建台湾文化研究中心、《台湾文学选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世纪之交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于1997 年4月27日——30日在福州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香港、澳门、北京、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地共约30人。会议就如何评估迄今为止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如何认识和看待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如何加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史料建设，以及如何加强青年学者自身思想、文化和学术修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富有成效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从1979年至今，十八年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但拥有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论文、专著乃至文学史），而且还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这些成就的取得既使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了初步的确立，同时它的历史性存在事实上也成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向纵深迈进的一个坚实的基石。 与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成就肯定相比，对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更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对于存在的问题，《台港文学选刊》的宋瑜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坦率地指出“在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总体来看，批评梯队尚较模糊，知识结构颇不完整，视野不开阔，观念较狭窄，更主要是思想不丰厚，趣味较浅陋，文化哲学上的探讨欠缺，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价值寻求也不够，也就是研究者自身的文学理想不高远，知识的和生命的储备不殷实，批评心灵未受砥砺，少有敏锐的心灵颤动”，在以具体事例对大陆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粗疏和空泛进行了分析之后，他提出“文学研究必须拓展思维、切近文本、洞察幽微、深入体认、努力阐发，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取精华粹要、获得真旨妙趣，有所结论，有所收益”。厦门大学的朱双一从“微”和“宏”、“快”和“慢”、“褒”和“贬”等角度，对两岸学界文风的差异和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长”和“短”进行了客观的剖析，提出了“要对我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对我们在这个学科中所应占有的位置、所应扮演角色有个清醒的认识，如此才能扬长避短和取长补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生陈马林则对以往研究中所存在的六种肤浅的倾向（交换式研究、友情式研究、移位式研究、八股式研究、政治性研究、二道贩子式研究）进行了批评，对过去的许多文学史写作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如绝对的线性思维、缺乏艺术分析、入选作家无标准等）进行了诘问，提出了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要注重学术的自主性、学理的深刻性和学识的独特性。《羊城晚报》的何龙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浓烈的意识形态遗留、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隔膜、追求大而无当的宏观、研究态度浮夸、研究方法陈旧、研究话语缺乏、慈善批评和追星批评屡见不鲜等现象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澳门日报》的汤梅笑女士在发言中认为“澳门文学尚没能真正进入大陆研究者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澳门文学中的作品尚缺乏大气之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过去研究者大多注意香港文学而很少留心澳门文学。现在大陆有人注意到澳门文学，意识到澳门文学自有其价值，开始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大陆研究者的研究有匆匆上马之嫌，资料不准确，评论平庸，吹捧之作常见”，她希望大陆的研究者在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时能“对当地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加强学术性”。香港作家秦岭雪则对香港文学是否值得这么多人去研究提出质疑，他认为研究的标准应当统一，文风、学风应当实事求是，而研究标准一旦统一，香港文学就不见得有那么多作家、作品值得研究。 在讨论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及在以后的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时，暨南大学的饶芃子在题为《世纪之交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之我见》的论文中，从理论上提出了要建立汉语语系文学的整体观念，并在研究中要引进文化学的视角、比较的方法、女性文学批评（以之研究女作家）以及接受理论。暨南大学的费勇在发言中赞成汉语语系文学的提法，着手从语言的角度对这一理论构想进行实际的学术操作正是他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课题。华侨大学的朱立立也在发言中同意汉语语系文学的理论构想，并特别强调了在文学研究中“语言”角度的重要性。对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空洞粗陋之作甚多而严谨精到之作难得的现象，福建社科院的汪毅夫提出了在研究中要讲究严谨和科学，主张要考（据）——史（实）——论（述）结合、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结合、主观感受和冷静分析结合，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福建论坛》的管宁认为要提高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水平，提高研究者的审美感受力和判断力以及语言表述的科学化、准确化和艺术化当是可以着力努力的两个方面。福建师大的袁勇麟在发言中提倡要用平常心去从事学术研究，反对人为地、盲目地追求高潮、亢奋，强调学术研究要有个性，是“这一个”，学术眼光要宽泛，既可有“雅”的研究，也可有“俗”的考察。广东社科院的钟晓毅结合自己研究香港文学的实际，提出了在一般的“雅”、“俗”界定之外，是否还有第三种形态存在的可能？《文学评论》的王保生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指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实际上可分为几个层面，既可按时间为基准进行阶段性文学研究（如日据时期文学、六十年代文学等），也可凭作家的特征（新生代、女作家等）进行作家群体研究，还可对某些特殊的专题（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及文体样式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层面、范围不同，价值则一。《台港文学选刊》的杨际岚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宽泛”进行了自己的说明，他认为研究者在勇气、视野、观念、方法各个方面可以各路人马各自出击，并行不悖。在发言中他还特别提到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收集资料的艰巨性和重要性——这也是这次会议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饶芃子、陈马林、袁勇麟都曾在自己的发言中就如何进行资料建设提出过自己的设想。饶芃子提议广东和福建发挥各自在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方面的资料优势，加强合作，建立资料中心，并可编写年鉴，以保留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风貌。陈马林则建议出版研究资料丛书和作家自选集（文学大系），从作品和研究资料两方面进行系统的资料积累。袁勇麟认为可以将广东建设成香港文学及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资料中心，将福建建设成台湾文学的资料中心，将北京建设成海外华文文学的资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