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到“九七”回归这一“过渡期”内，香港文学实现了在双重格局中的重新定位，令人耳目一新。 所谓“双重格局”，就是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 关于香港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的一部分的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故在此不赘。我要指出的是：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造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祖国大陆的隔离状态，此后，香港文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1 〕：与中国文学分流的时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过渡期”的到来，香港文学又开始了与中国母体文学重新整合的新阶段。下面我想从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坐标的方位上探索一下香港文学的定位问题。 1993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把世界华文文学”当作一个球形结构来剖析：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这个球体的球心，而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遍布五大洲的华文文学都是覆盖在文化内核外面的表层结构，在这类似软组织的表层结构外面，又覆盖着一层，由汉语华文所组成的薄膜，这层薄膜也是这个大文学圈的界限。 我认为，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的核心不是华文，而是文化，也就是华人的文化。因此，华文文学实质上应该是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正是世界各地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共同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个球形的立体结构，作为软组织部分的文学，都受制于球心的那个文化内核。我觉得葛浩文教授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中国作家，包括国内外的汉学学者，一般关心的应该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作品里表达的情感、内容与精神内涵；只不过他们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举例来说，一般提到法国、英国文学，主要是以‘文化’为主，而不是‘文学’，不是光分辨它‘用什么语言’来写。所以当人们说到English literature，我们立刻的反应是‘英国的’，而不是‘英文的’文学（美国文学也用英文）。”〔2〕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里，香港文学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代表香港地区华人文化的文学。但是，在双重格局制约下的香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文学还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中，它都是一个独特的形态。所以，当美国、欧洲或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华人作家为华文文学难以进入当地国家文学主流而苦恼时，香港文学在文化传统、文题范式和文学精神等方面，从来都认同于中国文学母体，它对自己的身世毫不隐讳——它是中国文学的延伸，偶然的分流，是暂时的；必然的整合，则是它的归宿——它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一章，特殊的一章。 进入“过渡期”后，香港文学本身的香港特色日益鲜明，硕果累累，举世瞩目，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同时，香港作家以联络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华文作家为己任，香港作为联结海峡两岸乃至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创刊于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之后的著名的前辈作家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月刊，立足香港湾仔，放眼于全球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文学圈，成为沟通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的文学桥梁，同时也是沟通五大洲所有的华文作家的一座桥梁。香港文学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事实表明：香港文学的影响力超越了海峡两岸。东南亚、美洲、欧洲、澳洲的华文报刊上，常常可以读到出自香港作家手笔的佳作。香港作家频频组团或以探亲形式访问世界各地，与当地华文作家、文学团体交流研讨，以文会友，共同推动了华文文运，增强了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的内部机制的活力，成功地扮演了华文世界的世界公民的角色。 甚至可以这样说：香港文学在“过渡期”的最重要的收获是两个“提升”：一是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地位的提升，二是在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的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在“过渡期”即将结束之际，香港文学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宣告：它没有虚度光阴，因为它已经以时间换取了空间，生存发展的新空间。 曾有论者认真地思索过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的定义。现在，由于香港文学已在近十年来里完成了在双重格局中的两个“提升”，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新的时空中重新审议上述的命题。 那么香港文学的定义是什么？一位香港学者说：“它是具有香港特性、最能表现香港社会风貌、最能反映香港人的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一种文学。这种文学，有时又会表露很强的地方色彩，作者并不一定是香港人，而内容并不一定写香港，但读者很容易会感染到一种香港个性或特性。”〔3〕根据这个学者的意见， 最能表现香港社会风貌、最能反映香港人的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具有强烈的香港地方色彩的作品，就是具有香港特性的作品，即香港文学。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对于当代香港文学发生的时间，却是众说纷纭。 黄维梁教授在他的新著中说：“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奠定于60年代。”〔4〕 潘耀明先生认为：“香港本身的作家队伍在49年后才成长起来，而到了60年代文社的活动才正式发展。”〔5〕 而黄康显先生则认为：“在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期有香港文学的诞生。”〔6〕 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个概念，上述学者的把香港文学“奠定”、“发展”或“诞生”的年限定位在60、70、80年代，并不是说在60年代之前，香港没有文学。众所周知，当代香港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伸，且不说两次南来作家高潮中，“知名的文化人来港的超过二百”〔7 〕，他们在香港写下了《腐蚀》（茅盾）、《呼兰河传》（萧红）、《铁鱼的鳃》（许地山）、《灾难的岁月》（戴望舒）等名著佳作，即使按照上文所述的香港文学的“定义”来衡量，早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黄谷柳的《虾球传》和侣伦的《穷巷》等被誉之为“有香港特色的小说”〔8〕就已风靡中国文坛。但是， 上述几位在香港颇有影响的学者仍然把他们心目中真正的香港文学的诞生期定为60、70、80年代。这是因为，出现几部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只是量变过程的开始，而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的奠定，则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