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从中国五四新文学对它的孕育催生，到今天展现出绚丽多姿的地域景观，它走过了近百年艰辛曲折的发展道路。回眸这一行程，我们既能看到历史的巨变给香港文学提供的发展契机和活力，又能看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母体文化在那里打下的深刻烙印，二者的影响渗透，构成了香港文学发展与传承的深层基因。从大的历史分期来讲，香港文学可划作三个发展阶段：本世纪初期至40年代末，香港文学与内地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了积极重要的文学阵地作用；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带动了都市文化的发育，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刺激和冲刷，香港文学在艰辛的探索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和确立了自身独特的文学个性；80年代至今，与经济昌盛、思维活跃、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相对应，香港文学稳步发展，形成了多元并存、繁荣向上的总体格局，今日的香港已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性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香港是中国近代史上孕育反封建进步思想的前沿地带。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管理制度，为上下求索的中国的志士仁人打开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思想的门户，像中国近代的革新人物王韬、何启、郑观应等人都与香港及其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辛亥革命时期，香港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和革命活动中心，最初与孙中山一起倡导革命、组织成立兴中会的成员，都是香港的知识分子。创刊于香港的《中国日报》历时11年，是辛亥革命期间持续时间最长的革命宣传阵地，在海内外各阶层中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革命影响。 然而，香港新文学的起步却迟于中国五四新文学革命10年之久。辛亥革命后，大部分革命党人乘势北上，而一批前清遗老避居南下，在香港集结成一个阵容庞大的旧学队伍，基本上左右了香港的文化教育局面。直至30年代，香港学校的国文课仍以“四书”等为教材，禁止白话文，新文艺新思潮被视为异端。香港新文学就在这块中国旧文学的最后盘踞地蓄势待发。 1921年创刊的《双声》，隶属于孙中山倡导的基督教机关报《大光报》，政治上倾向于反封建军阀、拥护国民革命，刊登的文学作品不少是归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但已开始出现放脚式的白话文。由黄天石作总编辑的《小说星期刊》，是1924年出现的一份新旧交替、内容杂陈的刊物，既有国粹派斥骂新文学的文言文，也有革新派放言改革的白话文，并且，此时香港的报纸也纷纷效法内地开辟副刊，发表新文学作品。1927年2月，鲁迅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 应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赴香港作了两次演讲，以《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旗帜鲜明地抨击了守旧派的国粹论，号召青年们“抛弃老调子”，在无声的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这对正在酝酿和发育中的香港新文学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推进。1928年8月， 香港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正式创刊，它的出现在当时就引起了关注，据香港元老作家侣伦先生回忆，“它不但纯粹登载新文艺作品，就是杂志本身也表现了香港出版物中前所未有的新风格……当日有人写过一篇推荐这本杂志的文章，称《伴侣》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侣伦《向水屋笔语》） 第一燕的报春，迎来了30年代香港新文学的蓬勃兴起，新文学期刊层出不穷，如《岛上》、《新命》、《晨光》、《春雷》、《红豆》、《激流》、《今日诗歌》等此起彼伏，第一代拓荒者作家如黄天石、谢晨光、张吻冰、侣伦、岑卓云、黄谷柳、张稚庐、龙实秀等，他们以清新的创作和呐喊的激情活跃于香港文坛。这些香港新文学刊物一方面介绍西方的一些文艺新思潮，一方面与内地的新文学运动与创作联系密切，介绍内地文学的创作态势，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内地一些知名作家如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胡也频等人也相继在香港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稿件。香港文学在发韧之始，就显示出与内地文学同源共流、携手并进的共鸣形态。质言之，香港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扩展与延伸。 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后期，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内地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有两次大的南下过程。两次南下使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获得空前的交流融合，两股力量共同把香港文学推向了这一时期的发展高峰。当时，为数众多的内地作家或借道香港转赴抗日大后方，或驻足香港从事抗日宣传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文化斗争，或定居香港长期从事文艺创作。在数以百计的南来作家中，有一大批著名的作家文人，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夏衍、胡风、徐迟、端木蕻良、许地山、萧红、萧乾、聂绀弩、曹聚仁、叶灵凤、周而复、欧阳予倩、戴望舒等等。他们在香港创办大量的文艺刊物，扶持文学创作，尝试民主教育，使香港的小说、戏剧、电影、美术、诗歌等创作活动空前活跃，声势浩大，也使得这个时期的香港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新的中心和重要的文学阵地，对声援、鼓舞内地的革命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时期香港文学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内地作家在香港从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上，而且此时香港的本土作家也在深入现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充分反映香港的社会现实、艺术风格日趋成熟的作品，其中侣伦的《穷巷》（又名《都市曲》）、黄谷柳的《虾球传》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长篇。侣伦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是香港为数不多的新文学拓荒者之一，也是香港公认的唯一一个矢志不移地在香港文坛上笔耕一生的老作家，诗歌、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编辑、出版，直到1988年去世，侣伦与香港文学结伴走过了整整60个春秋。《穷巷》是侣伦的小说代表作，写于1948年，最初在夏衍主编的《华商报》文艺副刊上连载。小说写了抗战胜利后香港的一个穷巷里的故事：一群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穷巷萍水相逢，组成了临时的混合家庭，他们虽然相互同情和扶持，苦苦挣扎着寻觅出路，但最终无法维持生活，希望破灭，被迫离散。《穷巷》以较为园熟的艺术手法，刻画出一批性格鲜明、情感丰富的人物形象，以他们深广的生活背景反映了当时香港社会的渺茫前景和生活酸辛。它和《虾球传》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时期香港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特定的历史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