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继堂于1995年6月应邀访问了台湾, 台湾各大报纷纷进行报道并刊登照片:美联社也作了较详细的报道,称他为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他刚从台湾访问归来不久,我们就获得了一个访问他的机会。 他住北京西郊一个叫万寿寺的地方。他的书尾常写上“万寿寺寒舍”字样。从居住面积看是够“寒”的,两间房加一个7平米的“厅”, 再加上过道、厨房、厕所总计40多平米。大房间14平米作为书房,让给书住。夫妇俩人住11平米的小房间。在这种拥挤的环境里,宁可委屈人,而不委屈书,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古先生的书柜中叠放着一摞奖牌、奖状、荣誉证书、聘书等。其中两个十分精致的奖牌惹人注目,一个是台湾文艺协会、新诗学会和秋水诗刊社,为奖励他对海峡两岸诗学的贡献,特地颁赠给他的“宏扬诗学”奖。另一个是台湾诗歌艺术学会的奖励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颁赠给他的“文学卓著贡献”奖。台湾著名小说家陈映真称古先生为“台湾文学研究的重镇”,我且借陈映真先生的话作为此篇专访的标题。古先生的书是他家的真正主角,过道里,卧室里、阳台上、沙发上都堆放着书。据说因为人与书争夺家中地盘,他与太太曾争吵过,最后无可奈何以每公斤四角钱,与他数百册亲爱的伙伴们告别。把这并非废品的废品,装上了收破烂人的车子。里面装得满满的全是台湾出版的文艺书籍。现代文学馆一位馆员走进古先生的书房惊呼:“哇!古先生的台湾藏书,大陆第一!”我们大致算了一下,古先生的台湾海外版藏书约有两千余册,许多书上都有作者馈赠的签名。除了这些书之外,最宝贵的,是古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为台湾和海外作家,收集的研究档案。凡是较知名的作家、批评家、电影界人,每人一个口袋,追踪增补。有许多资料是他用剪刀和胶水,一块块剪贴,压平后装入的。这样的档案约有六、七百个。有位台湾作家惊呼:“古先生的资料柜里装着一个台湾文坛”。研究工作,资料最为重要,古先生常说“研究工作首先应从搜集资料入手,没有资料,买空卖空,那是商行的经纪人。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思索,进行理论升华,得出结论,才是完整的研究过程。那种拼贴式的研究,很难进入对象的核心的。”我们听了古先生的话,以为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研究心得。 古先生是大陆台湾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的先驱者之一。从70年代中期,在海峡尚未有解冻声息之日,他已进入台湾文学研究的阵地。那时不但冒着风险,而且资料极难取得;不但寂寞冷清,而且不敢声张。他每获得一部作品或作家资料,都反复钻研,写出一篇篇半成品式的阅读心得。在没有发表和出版希望的情况下,作为资料保存。那时古先生以这样的话自勉:“我研究它,是因为我喜欢它;我保存它,是因为它值得保存”。古先生进入研究阵地最早,而发表文章却是到了80年代初,有了五六年研究积累以后的事。他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台湾文学的著作是《台湾女诗人十四家》。那是1987年6月, 他应邀出席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台湾问题国际研讨会”的前夕,作为这次国际会议的见面礼,由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印刷两万册后次年第二版又再印两万册。此后,他的这方面的著作,便接二连三地在海峡两岸出版上市。目前他已出版了研究台湾海外华文文学方面的著作十余部,连同发表的论文和他撰写的辞典条目总数达五、六百万字。有人称他为“超级快笔”。 古先生的研究范围较广,台湾海外的华文诗歌、小说、散文、电影、文学理论等研究方面均有著述,而且在每个方面都有受到好评的成果。 诗歌研究方面,他的《台湾新诗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同时出版,是台湾诗学研究的开创之作。该著首次为台湾新诗总结概括出的:“崛起——西化——回归——多元”的发展演变规律,如今已为海峡两岸学术界普遍认可。古先生学者兼诗人的特点,使他的著作在十分严谨的科学论证中,又透射出沁人心脾的诗美和散文美。台湾诗人、诗论家罗门赞古先生为“诗的解谜人”。台湾老诗人纪弦称古先生为他的“知音”。台湾学者感叹道:由大陆学者写这样的论著,不禁使他们感到“汗颜”。在这部著作中,古先生认为台湾现代派新诗崛起于1935年而不是1950年代,从而把台湾现代派新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20年。 小说研究方面,他的《台湾小说发展史》,也为填补空白之作,海峡两岸同时出版。该著厘清了台湾小说发展规律,令人信服地看到,中国数千年小说的传统,是台湾小说诞生的母腹和土壤。对作家作品的论述、展示了台湾各个历史时期近百位小说家的创作成就和风彩。该著面世后,海内外反响很大,好评如潮。台湾元老评论家叶古涛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文章,称古先生这部著作运用唯物史观对台湾小说的发展分析得精辟透澈。该著显示出的丰富美学涵养令人敬佩。在说到动情处,叶老先生说古先生以一匹狼的精神完成这样的巨著,不由得要脱帽向他致敬。台湾辅仁大学等中文系以古先生的这部《台湾小说发展史》作为教材。据说,台湾高等学府以大陆学者的著作为教材的,这还是首例。 《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是该学科的首创之作,可以说是古先生倾注心血的力作。该著理论强度大,内含丰富,涉及到东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传统理论和新兴学科。比如台湾重要文学理论批评家张我军、尉天骢、颜元叔、姚一苇、王梦鸥等的文学理论与《文心雕龙》、《诗品》等的承继关系。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如:比较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语言行动理论等引进台湾和其产生的影响,在在都有深入的剖析。该著较全面地展示出东洋插足,西洋席卷,母体传统理论批评忽明忽暗,时隐时显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和现状。因此这部著作表现出了作者较高的、多方面的文学理论的修养和积累。 除了上述三部分类文学史外,他的《台湾青年诗人论》以新鲜的角度展示了台湾青年一代诗人的创作成果和特色。他的《台湾爱情文学论》也是首次展示台湾文学一个方面的独特视景。他主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新诗大辞典》被有的台湾诗人称为“奇绩”。这些著作显示出一个共同的学术个性:深邃、稳健、扎实。在备好材料的情况下,他写文章,一天可见七千字到一万字。《评说三毛》一书十万字,是他九天写成的,有人惊呼他是“人工电脑”。他写作之快,基于他的才情和苦功。他阅读作品随时做阅读笔记,有的是作品灵动的细节,有的是最能表现人物个性的话语,有的是阅读中随时产生的评价,有的是思考中撞击的思想火花,那些别人看不懂的奇奇怪怪的文字和符号,就是古先生论著的原始纲领。他的生活是低调的,每天中午一条黄瓜或一个西红柿煮挂面就对付了。他夫人心疼他,叫他生活上不要应付,他说生活上过多消耗时间是一种浪费。夫人无可奈何,为了照顾他,只好放弃工资高的单位调到离家近的地方。他虽然非常珍惜时间,但有时为了查证、核对一个资料,他可以翻箱倒柜折腾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