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的全部创作，诗与散文始终是“双管齐下”的。在现代，自是“诗压散文”；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后，却是“散文压诗”了。作为“诗人”，他受到的关注、研究较为充分；而作为“散文家”，对他的关注、研究就显得太不够了！ 一 话头自然还得从“现代”说起。从1925年到1949年，即从作者20岁到45岁这25年中，臧克家共结集、出版散文〔1〕著作7部，它们依次为《津浦北线血战记》（通讯集，1938年5月）、《乱莠集》（散文集， 1939年5月）、《随枣行》（散文、通讯集，1939年10月）、 《我的诗生活》（回忆录，1943年1月）、《挂红》（小说集，1947年6月）、《磨不掉的影像》（散文，1947年10月）、《拥抱》（小说集， 1947 年12月）。除去两部“小说”集不算，也还有5部之多。 臧克家的这些“现代散文”创作，在我看来独创性强，自成一格，丰富和充实了白话散文创作的实绩，具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表现在狭义的“抒情散文”自出机杼上。他擅长于“人物散文”的写作，《老哥哥》、《六机匠》、《悼》、《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拾花女》、《我的先生闻一多》、《海——回忆一多先生》等，甚至包括《舟子》、《一个从滨江来的人》、《哄花》等，都是这种“写人”的篇什。这几乎成了他“现代散文”的主流体式。这丝毫也没有什么怪异之处：“人”是社会与人生的主角，以他反映现实、表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来看，正可以通过它来映照生活、再现现实、勾画出时代的眉目。写“群像”的《拾花女》、《哄花》等不必说了，那里面有着过多的“生的艰辛”满溢于篇中，尽管时值金秋送爽、满目丰收景象，也掩饰不住老老少少“哄花女”在贫困驱赶下无奈的苍凉；即使是写“个人”的《一个从滨江来的人》、《十六岁的游击队员》和《悼》等，那里面也同样有着时代、生活的很高的“含金量”：《一个从滨江来的人》迹近“新闻采访”，滨江“商人”和“我”的对话铺衍成篇，沦陷下东三省民众的“抗日”情绪跃然纸上；《十六岁的游击队员》里那位挂彩的“小伤员”简直还是个孩子，但从他身上昂扬着的却是一股抗敌救亡的英风豪气；《悼》也是以“淡墨间开出的悲哀的花朵”献给一位早逝的孩子的——这位天才的小“诗人”之所以不幸夭折，“杀手”还是不公的旧社会；《老哥哥》、《六机匠》是这类“写人散文”的精品，不仅深为作者所珍爱，也打动了不止一代人的心灵。“老哥哥”和“六机匠”本是臧家赤贫的佃农，但却又是作者童年至亲至爱的“朋友”，一生作人作文的“老师”。作者把深醇的厚爱和悠长的惦念献给他们〔2〕（对自己的长辈、亲人，作者反而从未著文）， 这是对本阶级的“反叛”，是全新的“大众意识”，在现代散文史上唯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我的第一个师父》堪可比肩〔3〕。 “写人”的散文还应一提的是《我的先生闻一多》和《海——回忆一多先生》。两篇作品写的都是他新诗的领路人、精神与艺术的导师闻一多先生，前一篇写在当时（遇刺身亡时），后一篇写在一年后（当是周年祭）；前一篇因文调稍缓与当时的情绪氛围不完全切合而存有微瑕，后篇则居高望远、得其“精神”，写的也颇大气大度、神情毕肖——在众多为诗人、学者、斗士闻一多“写真”“留影”的忆文中，《海》可谓最富个性特色的篇章之一。 仅这三篇（《老哥哥》、《六机匠》、《海》）“意新情浓”的怀人散文，就足以在现代散文史上书写一笔了。 其次，他的《社戏》、《野店》、《四月会》，包括《黄风》等“风情散文”更是另辟蹊径、独标一格的。这类散文的写法既非“记人”也非“叙事”，和旧有的“写景”、“状物”散文亦有不同，它以“民俗、民风”为观照对象，以“速写”的摹形传神手法，把微观的“细描”和宏观的“摄魄”结合起来，做到“具象”和“抽象”的和谐统一。这类作品，和茅盾的《香市》也有不同，《香市》是具体“实指”的，《社戏》、《野店》等虽也是实有“蓝本”，但它却艺术“虚化”了，从而获得了普泛的“典型性”——在或一“时期”、或一“地点”，中国（主要是北方）“农村”像那样的“社戏”、那样的“野店”太常见、太熟悉了！人们在“艺术”中又重温、咀嚼了那样令人温馨、陶醉而又不胜慨叹、惋惜的亲切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散文，它给读者留下的是悠长的回味。 这种写法，不仅给当时的创作（如李广田即写有与《野店》同名的散文）以有益启示，也给后来的创作（如贾平凹的《黄土高原》、《秦腔》，刘成章的《老黄风记》等）以深远影响。 再次，他的“通讯报道”也是富于个性色彩的。《津浦北线血战记》、《淮上三千里》等，都是他亲临抗战前线以满腔热情、献身精神和个性笔墨为浴血奋战的民族健儿们所勾画的“真”形“实”影。这些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们逼真报道了“台儿庄大捷”的战况，第一次正面表现了“国军”在抗战中的英勇作为——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它在写法上也很有特色：“上”（司令部）、“下”（前沿阵地）兼顾，“耳听”（全局剖析）、“眼见”（典型访谈）交织，颇有“举重若轻、详略适度”的史家笔法，加上他富有“诗情”的精巧、灵活的流畅文笔，使这些作品在抗战的“报告文学”中独具风骚、足以传世。 最后，他这个时期所写的“回忆录”《我的诗生活》、《生活和诗的历程》（续篇），揭橥了他“诗作”与“生活”（时代）的表里关系，史料翔实，细节生动，激情流贯，文字活泼，像是生机勃发、苍翠欲滴的一树绿叶繁花！文学“回忆录”写到这等境界，正是：“回忆（录）亦是好散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