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孙玉石先生是著名的鲁迅与中国新诗研究专家，80年代初的《〈野草〉研究》在《野草》乃至鲁迅研究史上都具有总结性与开拓性的意义，90年代中期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野草〉重释》则再度把《野草》研究引向深入，并在研究中注入了一种科学实证精神。80年代初他开始了中国新诗的研究历程，出版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等颇具影响的专著，奠定了在中国新诗研究的领先地位。注重历史、文化与审美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并力图沟通西方文学传统民族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现代化，构成了其诗歌研究的特有风格。 关键词 孙玉石 鲁迅与新诗研究 历史、文化、审美的统一 宏观、微观的统一 孙玉石先生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走的是一条“接近诗美”的道路。诚如孙先生自己说的那样：“在接近诗美的天空中，我们都将是一只做永恒的苦役般翱翔的‘乐园鸟’”〔1〕。 这句话堪称是孙先生的“夫子自道”。“永恒的苦役般翱翔的乐园鸟”的形象成为孙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自觉体认，也成为他所代表的具有鲜明理想主义色彩和诗人般激情的一代学者的最好的写照。而在“接近诗美”的追寻过程的背后，则蕴含了这一代学者对于自身学术生命的执著，蕴含了把学术理想与人生理想以及对生命境界的超越性追求融为一体的治学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孙玉石先生的学术生涯构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孙玉石先生是新时期以来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尤其在鲁迅以及新诗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先生193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1955年由鞍山一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60年代初师从王瑶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代宗师的王先生对孙玉石先生的治学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在研究生阶段一方面注重古典文学的知识和素养，另一方面则对鲁迅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这一时期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思考和写作，为他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孙玉石先生开始了对鲁迅的《野草》的研究，颇具影响的专著《〈野草〉研究》作为他两年探索的结晶，在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具有总结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对鲁迅的《野草》研究50年的历史足迹的探源与追溯构成了孙先生新的探求的起点。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孙先生开始了对《野草》的全方位的探索，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首先，孙先生从鲁迅“洞察社会和解剖自己所获取的全部人生哲学”的角度来理解《野草》，试图把握鲁迅“深沉而复杂的精神世界”〔2〕。 孙先生深刻地反思了“多年以来《野草》研究乃至整个鲁迅研究中庸俗社会学方法”，反思了那种“把鲁迅视为洞察一切的幻想中的神”，“怀着一种对‘超人’顶礼膜拜的心情和思想来研究鲁迅”的历史倾向，力图把《野草》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并通过对《野草》的重新阐释，把鲁迅还原为“脚踏在大地上现实中的人”。这对于突破鲁迅研究的“禁区”，冲破“左”的历史思潮的束缚，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具有震聋发聩的启示意义。这种还原鲁迅还原历史的意向奠定了《野草》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孙先生一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作为战士的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与洞察，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史料的勾沉以及文本细读致力于对《野草》深层意蕴的探究，对其中的困扰了研究者半个世纪的复杂文本如《颓败线的颤动》、《墓碣文》、《影的告别》等名篇都作出了富有一定历史创见的新的诠解，对于人们从人生哲学和心灵启示录的视角深入理解鲁迅复杂的精神内涵有极大的启迪。其次，《〈野草〉研究》的突破性还表现在对鲁迅艺术思维和特质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发现了《野草》对象征主义艺术手法的独特运用，揭示了《野草》艺术中居于核心位置的象征的来源，这不仅超越了以往人们理解《野草》的单一的写实主义的局限，同时打破了与西方现代主义关系的研究禁区，反映了孙先生眼光和识见的前沿性，对于当时文学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具有借鉴的价值。象征主义艺术和方法的揭示，对于研究者探索鲁迅小说的艺术以及鲁迅总体的艺术观，也显示了启示意义。再次，《〈野草〉研究》注重了对《野草》的艺术渊源的探索。以实证为基础，孙先生勾勒了《野草》与西方文学传统的深刻联系，《野草》对以波特莱尔为代表的“世纪末的果汁”的汲取，对屠格涅夫散文诗艺术的借鉴，都向人们展示出西方文学的背景，并显示出鲁迅所奠定的中国现代散文诗传统与西方文学之间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借助于把握《野草》的艺术渊源，孙先生梳理了现代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的历史线索，总结了散文诗艺术的基本特征，加深了人们对于这种体式的认识；同时，在这种梳理过程中，他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模式，并在此后的研究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时隔15载之后的今天，孙玉石先生又重释《野草》，这就是从《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期开始连载， 为期一年的新著《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这不仅显示了孙先生15年来对《野草》在体味和认知上的深化，同时更反映了他不断超越自我的学术良知和勇气。孙先生一直欣赏李何林先生的一句话：《野草》是说不尽的一本书，它是真正留给下一个世纪的。对《野草》的理解，必然随着历史的进程而获得新的拓进。新著《现实的与哲学的》正是随着15年的累积而重新获得的一个审视起点。早在80年代初，孙先生在发掘鲁迅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令人惊喜地找到了鲁迅对章衣萍说的一句话：“我的哲学都包含在我的《野草》里面了。”这则史料的发现可以说构成了新时期鲁迅史料勾沉的重大收获之一，推动了鲁迅研究界从哲学层面对鲁迅的新的诠释。孙先生新著的整体构思还是建筑在这一史料的基础之上，力图深入展开他在《〈野草〉研究》中未能深入展开的哲学层面的视角。但孙先生并不满足于脱离开鲁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抽象地谈论哲学，他为自己的《野草》重释建构了一个二维的构架，即“现实的与哲学的”双重视角，正如他自己说明的那样：“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他的象征性的艺术创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现实的与哲学的，在《野草》中是很难分开的。这几乎成为鲁迅写作这些散文诗的时候的一种思维的追求与特征。”〔3〕 正是这种把“现实的”与“哲学的”相结合的写作意图贯穿于孙先生的《野草》重释的过程，一方面是宏观的方法论的统摄，另一方面则是逐篇文本的缜密的细读；一方面是表层语义的诠解，另一方面则是深层哲理性象征的剖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先生把他近些年来持续追求的“科学实证主义”精神贯彻于《野草》的重释中。这种科学实证主义具体表现为：坚持“以史证文”，注重对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从而把《野草》还诸具体的原发的生成历史背景之中，避免孙先生所说的“以文解文”的非历史倾向；重视“阐释与批评”，在精细的考证的前提下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与升华；追求相对的客观性，合理地处理“历史的”和“诗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在把握《野草》作为“散文诗”所具有的“诗的”审美属性的同时把研究提升到客观的历史判断领域；保持对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自觉意识，坚持《野草》研究中“历史的”与“现实的”之统一，从而在历史研究中注入当下的尺度和观照视角。〔4〕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精神所蕴含的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使孙先生的《 野草》重释工作获得了更丰富的“史识”方面的底蕴，而孙先生所倡言的科学实证精神在注重学术规范的今天更显示出超越了具体研究之外的学术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