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78周年，而钟先生正在度过他的95岁华诞。95减去78，提醒我们注意，钟先生当年正好以青春姿态参与了“五四”运动刚刚开创的伟大事业。现在，“五四”已经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历史名词，由它冠名的时代也已成了一个新纪元的起点。细想起来，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新东西，几乎都和“五四”有关。新的散文就是一例。而钟先生恰好是这块园地里最早的播种者之一，由鲁迅、茅盾等参加编选的第一个10年的“新文学大系”，留下了他的光荣的足迹。 由于钟先生后来专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并成为我国这一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他的散文的数量不算多，解放前出版的是三个集子，它们是《荔枝小品》、《西湖漫拾》和《湖上散记》。就是这三个集子（特别是前两个），直到今天，还常常为人们所乐道，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极少数作家才能享受到的殊荣。 说来惭愧，我对钟先生的散文，尽管心仪已久，但进行稍为系统一些的学习，才是最近的事情，因此，自觉体会很浅。按照我的肤浅的认识，我觉得他的散文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移——或者说是飞跃。这两个转换，都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从而具有不平常的意义。 第一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这件工作，不是由钟先生独自完成的，但是，他完成的那部分工作却很有特色，也就是很有独创性，因而为一桩由前人集体进行的历史文化工程尽了个人独到的责任。 传统问题曾是“五四”时代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不反传统不能前进，离开传统也不能前进。时至今日人们还免不了常常争论的许多功过是非问题，说到底还是围绕着传统问题进行的。钟先生当年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什么工作、他又是怎样做的呢？还是让我们读一读他的散文吧。这篇散文题名《残荷》，作于1928年深秋。下面的文字，就是由残荷衍化出来的、诗意和画意兼而有之的意象： 遥想当薰风醉人，花开正盛的时候，晚阴中，凉月下，不知多少豪贵的游客，在这里临流鉴赏。一片芳情，和花儿同其欢笑。但现在花是这样凋零净尽了，叶子也将就次枯干、腐坏，没有酣恣的红香，没有幽深的碧绿，烟波已冷，色相皆空，欲寻往日馨梦，文禽也已无消息了。惟湖旁芦苇，时临风一作凄语；中夜的残月，犹或以苍冷的眼孔下视而已。…… 上面的引文才一百五六十个字，但它正是一段现代散文，而且是美文，是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五四”前驱们要和传统古文一较短长的那类美文，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类美文应该写得“缜密”和“漂亮”，毫无疑问，我们读的这段文章，符合这个标准。但是，它果然抛弃或离开传统了吗？没有。我们无妨这样来“检验”一下：如果请画家照它的意思画一幅画，那将是一幅典型的中国画；如果请诗人照它写一首诗，那么，无论他用什么语言或什么体式来写，那在骨子里也只能是中国诗，因为里面有一个人们都熟悉的中国魂。事实上，在这段不足200 字的文章里，诸如晚阴、凉月、芳情、红香、馨梦、文禽、临流鉴赏、中夜残月、烟波已冷、色相皆空……等等词语触目皆是，这些词语都用得十分自然、恰切，它们无论从音节、色彩或情调来看，都具备古典气质和古典色彩，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节美丽的散文，也很像是一首放大了的或扩展了的古典诗，尽管是无韵诗。 在这里，至少从形式上，读者可能再也分不清楚哪是“传统”、哪是“现代”，因为通过一位现代作家的妙手翻工，传统已在无形中向现代转化，正像蛹已经变成了会飞翔的美丽的蝴蝶，你再也找不到那个丑陋而笨重的躯壳了。也正因此，“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给一些人造成了错觉，以为那是“断裂”，因为他们只看到一只会飞翔的蝴蝶，而忽略了它的前身和演化过程。这样，当有人把自己的民族传统看成没有焕发生命希望的沙漠而要完全抛弃的时候，钟先生和同时代的一批垦荒者、耕耘者，却在上面开发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因为沙漠毕竟也是大地。当然，我们的历史传统是这样悠久而富有生命力，它决不是沙漠。但历史悠久，除了好东西多，负面影响也比较大，比较“积习难改”，这倒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种情况，既给“五四”时代先驱者们造成了文化选择方面的困难，也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创新的机会，使他们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经过一番磨砺过程，也就是蛹化为蝶的过程。读读钟先生的散文集子，我们可以发现，他如何从喜欢读古书转向读新书，读《新青年》，读《新潮》，读易卜生，读托尔斯泰，读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的文章，等等（参看《一阵春雷》，1954），而且是“一股气的读，读了便谈，谈了便闹”（《旧事一零》，1927）。他承认自己这是“风会所趋，人莫能外，我就是其中赶波逐流的一人”（同上）。那时，他还不满20岁，还是陆安师范的学生。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他基本上钟情于旧书；现在这么一“闹”，我们似乎看见蛹子里的那只蝴蝶快要破壁而出了。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钟先生“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参看杨利慧编《钟敬文学术随笔·跋》）了。 但是，钟先生终于没有完全抛开自己喜爱的古书，因为他知道，那是抛开不得的。下面是他在1928年说的一段话，见于《西湖漫拾·怀林和静》： 我们有时愤怒着说，人类如果没有过去的记忆，那生活上要变得多么洒脱呀！其实，这不但是不可能的事，假使照样办到，岂特没有文化可言，便是这梦梦然无前后牵挂着的生活本身，也就够煞趣了。所以人类要读历史，要追念过去的故事，为实利的成分固然有，但单要求满足其神智、情思，作兴趣的游泳、开拓者也正占多数。吾人乐于摩挲古物，凭吊废墟，这种事实的心理上的根据，就全在此。 他这些话，首先在他早年写的许多游记散文里得到了普遍的印证。这是因为，只有历史文化修养深湛的人，才能对他饱览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产生庄严的感情和深刻的体验。如对苏州寒山寺，“这破落而一无胜致的古刹”，他以为年轻的学生不见得有多少兴趣，而他，倘使重游，也无法“不动于中”（《重游苏州》，1929）；再如《荔枝小品》中的开篇《荔枝》（1925），如果他不熟悉那么多诗词、掌故和民俗知识，也不会写得那样饶有余味。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也就没有一个能欣赏美和创造美的灵魂，这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