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优势：历史价值的主体 对报告文学文体特质的定位，曾经是众说纷纭的。有所谓报告加文学者、报告之有文学者、报告性文学等等。我以为报告文学的文体使命应是对有价值的信息的有效报告。报告文学所报告的信息当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信息，这种信息反映的应是实然的存在物，且是有报道意义的。此为“有价值”。而“有效”，就是要运用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综合表达手段，使作品负载的信息能够畅达地得到受众的接受。这是研究报告文学必须把握的理论前提。 范长江的报告文学，包括《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西线风云》（合著），通常属于游记式作品，但这种游记关注的主要不是风物山川，而是社会世象、人物动态。风景在他的作品中只是信息发生的背景，游踪是串联事物人情的线索。长江的作品是作者有关30年代抗战爆发前后中国西北地区社会信息的文学报告。 范长江是有强烈的信息意识的。在写作《中国的西北角》之前，他是天津《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这种准新闻工作者的角色，使他比常人更具有新闻的敏感。他年少却有着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这就使他能了解更多的社会大势，具有相对丰裕的信息存量，也刺激他获取更多的信息。所以，长江能抓住时机，从1935年7月到1937年9月，奔赴相对闭塞的信息源地川、陕、甘、青、内蒙等处进行实地考察采访，通过媒体向公众报告了大量重要的信息。在写作过程中，也处处表现出长江对信息的重视。报告文学具有新闻属性，它的写作是一种信息传播行为，信息意识在其间显得特别重要。信息的意识，换言之亦是传播的意识。作为信息的传播，长江优先考虑的是接受者对信息的需求与期盼。读者，在长江的写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许多重要篇章的小序中，不止一次地表明其写作是为了有益于读者，是为了“以飨留心国事之读者”。读者意识的强化，增强了作者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着作者能风餐露宿，不避艰危，将信息及时传播给大众。他表示：“我们中国人虽然自己惭愧不能保护自己领土，而当新闻记者的人，却有把危机情况报告给国人的义务，我们要在危机未爆发以前，把这些地带的情形弄个明白。”〔1〕这里长江所说的“情况”和“情形”即是信息。 作者将在危急之中传播信息作为自己的“义务”，这充分表明他有一种自觉的职业意识和信息意识。也可以说他有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因为报告文学内存的主体即是信息。报告文学作者，就是运用这种特殊文体传播有社会意味信息的信使。 通览长江的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传播信息时，注重信息求大、求新和求正，并且作者自己也作为一个“信息源”，直接表达他对客体信息的评述。作者的这种追求，造就了其作品信息传播的优势。 信息求大，意谓作者重视重大信息的报告。一般来说，受众对于重大信息的关注度更高。从报告文学本体看，它通常更多地负载典型的重要的实体信息，这与小说等追求信息生活化的倾向有所不同。报告文学通过对重大的社会信息的报道，使受众对报告对象的大势能了然于心。长江在采访写作时，求大心理是比较强烈的。他在《塞上行·自序》中指出：“在这一小册子里面我比较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国内民族问题，第二，是统一国家之途径问题，第三，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也是长江当时全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基本主题。作者考察采访的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他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万象作了详尽的报告，并且引导读者从中华民族命运和抗日战争成败的大局观察民族问题。 长江注重报告重大的社会信息，就是要引导受众思考国家的大势，从而关心参与改造赖以生存的社会。他在《塞上行·西北近影》中指出：“记者这回的奔波，是有心研究西北大局的内容……路旁的民众，他们感不到这样的政治内幕，他们只感到粮价、差徭和省钞价格的涨落。他们直接生活以外的事情，他们实在无从知道。”作者希望通过社会重大信息的传播，帮助更多的如“路旁的民众”那样只关心自己直接生活的人们开拓视野，关注思考国是大计。 时新，是影响信息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长江作为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他对信息的求新自有一种职业的本能。 信息求新，在长江身上体现为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在长江之前，还很少有记者深入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考察采访。那里的信息，由于记者的“缺席”而沉睡着。范长江爬山涉水，横戈壁，入险区，九死一生，敬业可贵。他是第一个系统报道川、甘、陕、青、内蒙的报告文学家。信息求新，也反映了长江具有报告文学家应有的独立品格。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更不允许公开报道其劲敌红军的踪迹。长江不畏专制，客观地展示社会阴霾的现实，这充分表明长江具有一身正气和勇气。这也是他的作品能报道于人先，具有“独家新闻”之优的人格保证。 信息求新，在长江作品中最具价值与意义的是关于红军长征和肤施（今延安）的报告。现有资料表明，在国内报刊上最早报道长征的当是长江。长江于1935年7月14日自成都出发北上， 他将沿途观察采访到的有关红军的情况写进了作品。这些情况散见于《成兰纪行》篇中的《成都江油间》、《“苏先生”和“古江曲”》和《陕甘形势》篇中的《刘志丹与民心之向背》等五六篇作品中。作者自己标明的写作时间，《成兰纪行》为“一九三五年九一八纪念日”，此时红军长征尚未结束。而《刘志丹与民心之向背》的写作时间是1935年11月9日。 长江对长征的报道，由于为时势所拘，未能尽情铺开，用词设语也较谨慎。但作者能随游踪所及，要言不烦地叙写出红军的宣传优势，军事的勇猛和民心对苏维埃的向往，客观报道中流露出鲜明的褒扬倾向。范长江还是第一个公开报道延安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报告文学作家。“中国新闻界之正式派遣记者与中国共产党领袖在苏区公开会见者，尚以《大公报》为第一次也。”〔2〕当时作为《大公报》的记者，长江写于1937年4月21日的《陕北之行》是报告文学家对这一神秘之地的首次报告。它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至少早半年，也开了以延安为叙写对象的报告文学写作的先河。《陕北之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伯承等十数名红军高级领导人作了素描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