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布老虎”丛书的个人阐释和主张，我一向紧缄其口。甚至销毁了某些已经成稿的文章。部分原因是丛书一直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难以拿出一两部有代表性的文本以供解析。况且，即使有它也并不代表什么，因为科学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个案的延伸扩张和浓缩概括上，更不用说小说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以为做编辑应该有做编辑的本份。能够体现他价值、思想和创造力的是他的编辑成果，而不是看他兜售了多少“新潮”和文学主张。在经历了1984—1994近十年的文学“潮”起“潮”落之后，有关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在本文中，我试图换一种角度，以一种经验式的外延切入，用老实厚道的布老虎精神，从现象和具体实践入手，说明一些问题。在我们大家还没有掌握更好更权威的理论方法和价值判断体系之前，也许这是最有效的逼近真理的笨方法之一了。 中关村的童话摇篮 有关现代主义的终结，特别是中国先锋小说反叛激情和批判功能的耗散与衰竭已成事实。哪怕是表现上的形式创新和别出心裁，都被迫不及待的随意渲泄甚至表演所替代。打开杂志随处可见新生代、新新生代的这类作品。它只供旧体制下勉强维持的文人圈子使用，而与主流社会的读者无关。但我们永远应该感激的是现代主义最终还是留下一笔进步遗产——左右城市生活审美的现代性。这在吴亮的散文视窗里可以得到大量证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极尽批判和揭露功能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也同样被人冷落。这在1992年以后的图书市场非常明显，至今它没有爬出低谷。除非它不是小说，而是另一种东西——承载新闻任务的内幕揭秘之类。看上去，这类小说已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它的任务已被传播媒体替代。仅存的一些作品只是流露出困惑、无奈、愤懑和不平，支撑这些情绪的暗含条件无处不让人感到是无业游民要求再一次均贫富的革命呼声。 处于1993年先锋和传统都不能维持生存（或者不能较高质量地维持生存）的状态下，相信文学界、出版界都在寻找出路。而我的信心来源于两次偶然的随中央电视台的读书调查。一次是中关村高校教师读的小说最多的是什么，最敬佩的作家是谁。结果表明，从教授到博士生、研究生，读最多的是武侠，最崇拜的当代作家是金庸。第二次调查是《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播映。中关村的大学生、教师和电子一条街的老板们，收视率最高、反响最强烈，异乎寻常地提出知识分子安邦治国的作用，以及诸葛亮没有给后人制定一套人材使用和培养制度，以至于蜀中无大将。这种积极热情的文学参予和健康乐观的心态，与文学界失落和冷嘲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使我得出以下结论： 1、代表中国大多数的理工知识分子，是最活跃最先进的生产力， 而随着城市文明的不断提高，这个阶层将不断扩大，最终将形成稳定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中产阶级。其中的精华将以技术官员的身份参予社会的各个领导层。而文学特别是小说，应该把他们作为主要阅读主体。他们将以丰裕的收入和饱满的热情，扶持文学进入良性循环。 2、他们是创造生活的人们。因而，他们需要热情、 激情和希望；他们又是改变生活的人们，因而，又渴望机遇和梦想；他们又是受经典教育的人们，因而，在艺术的表现上，只能或主要靠经典艺术的形式和力量。任何有益的探索都要靠这种形式的变换包装……而来自于文学界的批评、判断甚或发现的惊喜，就当下的意义，都不能代表他们。 3、像性格和精神都比较执着的德国人一样， 中关村的理工知识分子同样喜欢童话。他们尤其喜欢金庸笔下那种复杂多变的故事中单纯美丽的爱情和奇遇。在此后的多次调查中，人们能够记住的、能够证实对自己人生影响最大的依然是童话。这使我坚信越是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越是相信“超验”，越是相信正直、善良和爱这样的人本思想在自己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终极意义”，并作为自己的信仰组成！小说则常常在这时变成了自我完善的文化需求。而要满足这种文化需求，无疑对我们出版界和作家提出了挑战：要么我们改变自己，要么我们退出文坛。 此后的实践证明，我的发现是正确的，凡是价值观念稳定，有理想主义或童话色彩的作品，就能构成畅销因素。而近年风靡欧美的畅销小说也大抵是这种情景，更不用说好莱坞的造梦工厂了。 深圳——文化保守主义的绿洲 一部畅销书的发行份额大抵分成五大块：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武汉。一般来讲，广州高于上海。但广州的二分之一多其实流入了深圳。深圳又分出两支细流，进入香港和珠海。就人均占有量，深圳居全国之首。但有意味的是深圳虽然是全中国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城市，甚至是广告创意和流行艺术（服装、建筑、产品外包装等）最有想象力的城市，却排斥或者至少冷落先锋小说。它本身不产生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它的影视艺术也少有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较纯粹的追求。我应邀参加两次电台直播和记不清多少次的报社、杂志社采访。在近三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热线电话一直不停，所提问题决非一般城市市民可比，大都有较宽泛和准专业的艺术修养。令人奇怪的是深圳的读者（有相当一批是有过创作经历的文学青年）竞争意识最强，在一切经济领域强调创新和突破，甚至到了建立批判和检讨企业效益质量的制度。但在文化上和道德上却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经典和传统膜拜。广东学人对此痛心疾首，而我却以为这是一种非凡的了不起的进步。因为，只有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才可能呼唤出真正的人本精神：平等原则上的互相尊重，契约社会的信用制度（由此建立的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形象），由质量、效益和节约形成的个人与群体的自律原则……凡此种种，必将提升到精神层面，形成一种比政治宣传更为扎实可靠的伦理观念形态（商业伦理、人际伦理、甚至干部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