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对于女性（女权）主义文学与批评这种西方的他者话语，中国的作家与批评家一开始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的。但是近年来，女性主义却在中国突然受到了青睐：一些女性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聚集在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大旗之下，一些批评家则乐观地宣称，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已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诞生在一片绯红的霞光之中。然而，伴随着欢呼与喝彩，女性主义创作与批评却也布满了一些疑点。下面，笔者仅从中国的文化——历史语境和女性作家的写作策略出发做一简要剖析，以期引出问题并且就教于大方之家。 妇女解放：走出异化与走进异化 众所周知，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是妇女解放进程中的直接产物。由于伍尔夫、波伏瓦等人的前期理论铺垫，也由于60年代以来知识阶层精英妇女的加盟和倡导，使它最终成为席卷欧美全社会的、三十多年来方兴未艾的政治文化运动。这么多年来，无论西方女性主义者的理论主张如何更迭嬗变，其逻辑思路却是基本一致的。她们都认为，在这个由男人和女人构成的世界上，女人从来都是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从来都没有与男人“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1〕。 既然“女人在本质上并不低下，而是后天的文化使之低下（Women are not interior by Nature but interiorised by Culture）”〔2〕，所以，积极行动起来，挣脱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锁链，粉碎千百年来已经成型的男性话语机制，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事。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成为了一种“行动的美学”，写作既是对文化、政治的强有力介入，也是对菲勒斯中心语言的摧毁，同时还是对女性自身的自我拯救。 如果从表面上看，中国与西方的女性面对着的是一个基本相同的文化语境。因为在西方有女人是由男人多余的肋骨制造而成的文化神话，在中国也有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儒家思想的经典命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先在地把女人置于了一个从属的、卑贱的地位。但是从20世纪开始，尽管在中、西方的历史舞台上都上演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大型剧目，但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国情，又使得中国女性面临着远比西方女性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肇始于“五·四”时期。由于受西方新思想的熏陶和启迪，当时的知识女性大都意识到了她们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因为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浸淫，女性已经由人而被异化成了物。于是，“玩偶”便成了描绘女性自身处境的一个形象、贴切的词汇，如何摆脱玩偶的命运便成了她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应该说，这种觉醒的意义是重大的。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走出玩偶角色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行动也往往以离家出走的消极反抗为主，反抗的结果又往往是鲁迅所说的要么回家，要么堕落，但是，这种反抗所构成的姿态却第一次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大写的人，既然女人也是人而不是物，那么就应该还女人以人的地位和尊严，使女人和男人处于同一条精神的地平线上。其后，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文学本文中，都时隐时现地回荡着这个主题。直到70年代末，舒婷还在执着地重复着这种声音：“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3〕没有人认为这种声音陈旧、飘渺不切实际，相反， 女性反而从中受到了莫大鼓励，获得了莫名的激动，从而也仿佛回忆起了被岁月尘封多年突然又被释放出来的种种往事。 必须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其实是一场抽去了女性性别意识的运动，亦即女性的觉醒仅仅意味着她们意识到了自己如何才能在充分的意义上成为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人，却没有使她们意识到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充分意义上的女人。这也难怪，当女性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而终于有了解放的希望时，她们完全有理由在潜意识中把自己的苦难归咎于自己的性别。于是，淡化而不是强化自身的性别意识，否定而不是肯定自己的性别角色便成了妇女解放运动之初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自然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起点上的，这意味着它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补充、需要具体、也需要否定之后的否定。那么，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究竟又呈现出了一种怎样的命运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49年之后。如果说妇女解放在“五·四”时期还只是一种口号或理想，那么，在1949年之后则是演变成了千百万妇女的实践行动，而行动的依据便是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论主张，它生动浅显地阐明了妇女的地位、作用以及在新的时代里妇女所应该具有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于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便成了一声响亮而迷人的召唤，“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便成了一种富有浪漫气息的理想典范。由于时代新风尚的熏染，女性开始在服饰、发式等方面抹去自己的性别特征，并以茁壮结实的体魄取代杨柳细腰的生理特征而趋近于“铁姑娘”的模型，以坚贞不屈的铁石心肠取代风花雪月的满腹柔情以使自己更有李铁梅似的心理特征。经过时代熔炉的锻打，女子终于由女性而中性，由中性而男性，完成了自身意味深长的一次蜕变。 按照我的理解，妇女解放的本质除了使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权利外，还应该具有开发自身性别潜力、擦亮自身性别魅力的特征。即女性必须清除长期以来渗透于她们身心中的男权意识，矫正和释放被男性社会压抑已久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僵硬走形的女性意识，从而为自身开辟一块独立而富有诗意的存在空间，以健康舒展的生命活力给这个坚硬而冰凉的理性世界带来暖意和柔情。于是，女人在充分的意义上成为女人便成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然而，纵观中国的妇女解放进程，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否定之否定，恰恰相反，而是加大了第一次否定的力度，从而使其消溶于人为的片面性之中。从长远的情况看，这种负面作用对妇女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当那个可悲的时代结束之后，尽管女性可以意识到这种变异并且可以佐以洁士苗条霜和太太口服液还原自己的生理特征，但是由于滞后性，她们却无法马上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无法马上清除投射于自身心理当中的男性因素。于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多见那种动辄就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急便粗声大气、撒泼骂街的女性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在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本文实践中，我们也多见那种操练着改装过的男性话语，在思维方式和表情达意方式上都让男性自叹弗如的女强人形象；而在近年来的肥皂剧和电视小品当中，编导们更热衷于以夸张的喜剧化手法把那种满脸横肉极富阳刚之气的大女子和干精疲巴极富阴柔之美的小男人组合搭配到一起，让他们制造噱头，换取掌声。仔细想想，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吗？这难道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流风遗韵”吗？在这些真实和基于真实而虚构的历史场景中，隐藏着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残酷荒诞的东西，而所有这些却都被一声阴盛阳衰的慨叹给轻巧地遮掩了。在这个定理面前，我们失去了探究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