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发生论

      我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是与“五四”以来中国的历史语境，尤其是与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话语背景、话语情势密切相关的。而这却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所忽视。一些西方文学批评家在论及伦敦的现代主义时认为它是“一个符合过去和未来发展的偶然事件。”〔1 〕事实上，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亦可作如是观。“符合过去和未来发展的”暗示了文学发展演变的一种内在规定性，一种内在逻辑性即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概言之即过去的历史文化、未来的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现实情势。“偶然事件”道出了发生的偶然性，正如大多数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人生是一种偶然，历史亦是一种偶然。不过，与西方相比，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文学传统，决定了在必然与偶然这二元对立中，存在着一个第三项，即反必然性。正是这第三项导致了三十年代现代主义小说发生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而且使偶然性显得特别重要。也就是说，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而且在发生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反必然性因素，是必然、反必然和偶然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结果。

      一、发生的必然性

      从历时性看，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译介，使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成为可能。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者为挽救民族危亡，将西方各种主义与思潮译介到中国，由于译介的盲目性，导致了西方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涌入，如克尔凯郭尔的唯意志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这些思想在“五四”时被许多知识者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不同程度地所接受，其中虽有许多误读，但主观意志与非理性主义这两大内核却一定程度地被领悟，并逐渐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想因子，影响着施蛰存等“五四”后一代知识者的思维方式，成为他们在特定语境中走向现代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根基与驱力。其次，外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尤其是“五四”作家的现代主义实验，为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由初兴到发展，逐渐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潮，它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界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五四”时不同流派与社团都或深或浅地介绍过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意识流等在不同的期刊杂志上被介绍与评析，使中国的文学家们找到了更新的艺术参照对象，接受了不同于19世纪的新的文艺观。如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倡导，创造社对表现主义的推崇，鲁迅对精神分析学说的热衷。当时的文艺创作与批评，虽仍以现实主义为主，但现代主义的倾向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却是清晰的。鲁迅小说中的“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在精神上与西方象征主义有师承关系。他曾说：“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2 〕对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20年代的中国作家似乎更感性，张东荪在《论精神分析》中认为心理分析对意识潜域的探究是“弗洛伊德的最大功绩。”〔3〕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钦文、叶灵凤、汪敬熙、杨振声、 许杰等一大批作家之所以在创作中动用精神分析学说描写人物，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梦作为“（被压抑的）愿望的（改装的）实现”〔4 〕成为那一代作家热衷于描写的内容。鲁迅的《肥皂》，郭沫若的《残春》、《月蚀》、《喀尔美萝姑娘》，杨振声的《玉君》，郁达夫的众多作品等，留下了探索的痕迹。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与接纳，在第一个十年虽然还不彻底，但它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必然影响到中国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为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在艺术观上作了准备。使现代主义成为新文学中的一种在适宜的气候下必然会萌生的内在因子，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正是这一因子孕育的结果。再次，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也体现了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性。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三十年代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文学进化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从共时性看，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同样有其必然性。

      首先，20年代末至30年代，方兴未艾的外国现代主义文学，必然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发展。20年代中后期，曾对“五四”文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日本出现了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冈铁兵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否定了日本文学传统，追求对事物新的感觉方式，提出将感性、知性放在理性之上，要求忠实于直感，横光利一认为：“所谓新感觉派的表征，就是剥去自然的表象，跃入物体自身主观的直感的触发物。……所谓主观，是指认识物体自身的客体的活动能力。所谓认识，就是知性和感性的综合体。而构成认识这个客体的认识能力的知性和感性是跃入物体自身的主观概念的发展。”〔5〕他们还主张形式决定内容，内容即形式，川端康成指出：“没有新的表现，就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就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的感觉，也就没有新的表现。”〔6 〕与此同时，在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坛上已由边缘移向中心，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话语地位。在英国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吴尔芙的《达罗卫夫人》、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不仅对英国传统文学，就是对整个世界文坛的震撼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的。在法国，后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等如日中天，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关系的揭示，为其他国家的文学，尤其是探索中的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新的参照物。在美国现代派文学继世纪初的兴起而步入繁荣，意象主义、抽象哲理派作品大量涌现。福克纳、海明威等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推动了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进程。所有这些新兴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到了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刘呐鸥在1928年便将日本新感觉派介绍到国内，并在实践上作了大胆地尝试，而且影响了穆时英等的创作。施蛰存、玄明、赵景深、江思、高明等则在30年代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在《现代》第五卷第六期上开辟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倡导现代派文学。所以，20世纪后半期至30年代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大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进程，加速了30年代现代主义小说的发生。

      其次，20年代后半期中国的政治生活为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提供了历史的机遇。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生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顿时，中国的上空阴云密布。此时，施蛰存、杜衡、叶灵凤等第一次真正地体验到理想破灭、精神家园失落的孤独感、寂寞感，意识到了社会与人生的荒诞性，这是他们躲进小楼，将兴趣转向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与创作实践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