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与关内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不同，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几乎丧失了其自身的近代承续性，而表现出发展中的跳跃性。作为东北作家群雏形的“北满作家群”，在东北沦陷之初的文坛“饥馑”与“死灭”时期，显示了突出的中篇小说创作实绩。抗战胜利后四年间，作家构成发生突变和文坛形成不同的创作模式，使中篇小说表现出反映“新的社会”与“新的人物”、追思恶梦与拷问灵魂的内容特征。 一、承续的丧失与行进中的跳跃 任何一个地区艺术文体的生成，都有其独特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将关内外现代中篇小说发展历程做一番阶段的历时性比较，我们也许会形成一种更为深刻完整的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历史发展观。 关内的现代中篇小说酝酿于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从事政治与社会改良的同时，又开始了对“新小说”的倡导与实践。此间，文坛对西方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与其交相呼应，形成潮流。1902年，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为己任的《新小说》杂志的创刊，以及随后“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亮起了中国小说的世纪之旗和标示了其现代化进程的新起点。 如果说，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学发展长河中，诗词文体始终占据着文坛的正统地位，那么，在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启蒙主义时期，小说便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学之宫的主殿。随着时代的发展，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同时而现的政治、谴责、言情等各类小说，虽为近代文学的尾声，亦几成雄势，给现代小说以重大的启迪。与此同时，近代中篇小说开始了对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借鉴。林纾等人的译介，为晚清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开通道路的作用。而苏曼殊、包天笑、徐枕亚、吴双热等人的创作小说，则在形式结构上进行了某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探索。 从上述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近代中篇小说中的启蒙主义思想、反帝反封建主题、白话叙述的语言文体以及通俗、大众、自由化的发展走向，为五四时期中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另一角度说，近代文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和培养了一批现代中篇小说的先驱者，现代中篇小说的开创者鲁迅，便是在近代文学与文化的熏染中卓然而立的第一代现代中篇小说大家。 现在，让我们收缩视野，把批评的镜头聚焦在犹如一只翘首报晓的金鸡的中国版面的鸡头。在这片黑土地上，近代的东北文学，虽然呈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特征，形式也繁复多姿，但在体裁上却是以诗词、子弟书等为主，小说作品极为罕见。如若再向前探寻，小说在东北地区的产生与发展是极晚的，清以前，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和小说家。至清以后，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表达了比较完整的小说观，是东北小说理论的滥觞。而佟世恩的《耳书》，可视为东北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短篇小说集被《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为“皆记其所闻见荒怪之事，分人、物、神、异四部”，对东北人民的现实生活有较真切的反映。此外，很多学者将《红楼梦》列归东北文学之中，由此，便使东北小说历史陡然有了最为辉煌的一页。 通过上述历史的论列，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关内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在近代与现代之间，鲜明地呈现出一种顺乎情理的连接性和必然性。而在东北这一区域内，前瞻五四前的中篇小说园地，却是一片极其荒凉、苍茫的地带。这种历史发展态势，决定了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几乎丧失了其自身的近代承续性。在这巨大的小说发展的断层面前，东北现代中篇小说的兴起与繁荣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又可以得知，五四时期的东北中篇小说，是吸吮关内新文学的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它又与民族文学融为一体，鲜明地和较多地体现出古典小说的审美特征和叙述方式。因此又可以认定，东北小说在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跳跃性。 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的笔名， 在《晨报》副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中篇小说《阿Q正传》。由此， 酝酿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中篇小说的历史形成期得以结束，其现代的文体得以确立。 随着创作界中篇小说文体的自觉生成，继《阿Q正传》之后， 现代中篇小说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的形态呈时起时伏之状。与鲁迅有同乡之仪的许钦文，是此时惹人瞩目的中篇小说作家。他此时创作了《西湖之月》（1927年）、《赵先生底烦恼》（1926年）、《鼻涕阿二》（1927年）等，既有对封建制度下妇女悲剧命运的展示，又有对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心态变异的描画，还有对神秘爱情主义的探寻与解读。尤其是后者，鲜明地带有鲁迅《阿Q正传》的印迹， 对封建家族中女性地位的必然逻辑发展的过程，做了深刻的揭示，具有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与其相同的是，王任叔的中篇《阿贵流浪记》亦明显地透露出鲁迅《阿Q正传》的影响， 鲁迅在现代中篇小说始创期的地位及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此外，郭沫若的《落叶》、倪贻德的《残夜》、王以仁的《孤雁》、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等等，以不同的内容和风格，表现着五四时期的时代色彩，成为此时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中篇小说在经过了20年代初的始创期之后，于1925年后形成了虽逊于短篇但却胜于长篇的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发展高潮，这确是有目共睹的史实。 二、“饥馑”与“死灭”中的前行 20年代的东北，尽管为数不多的作家创作了有限的几部中篇小说，但是这种文体的整体走向却是前进的、发展的，而且显示了强劲的势头。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白山黑水遭受着异族的凌侮与蹂躏，民众沉浸在巨大的民族悲痛之中。与此同时，凶残的日伪法西斯统治，使新文学作家的创作权力遭到了剥夺，包括小说在内的东北新文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刹时间出现了断层，文坛一片凋零。当时的评论家王秋萤（谷实）说：“九月十八日事变后，东北文坛已经完全随着政局而瓦解了”，进入了“死灭”时期〔1〕。山丁也称此时为“文坛的大饥馑期”〔2〕。日伪当局严厉加强其文化统治，一方面，颁布《出版法》，对凡危及“满洲国”“存在的基础”的出版物，一律严禁；另一方面，通令禁止关内报刊输入东北，大肆焚毁中文书刊，向东北大量输入日本书刊，企图切断关内新文化涌入的各种渠道，代之以殖民文化的灌输，以构筑为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的文化体系。无疑，这给发展中的东北新文学以近乎致命的打击。然而，作家们在几乎失去了民族新文化直接滋养的情势下，仍然在不屈的民族之魂的支撑下，开始了艰难的新文学复苏工作。他们的从较大范围的文学结社活动入手，进而发展到以报纸副刊为阵地的新文学创作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中篇小说创作而言，以《大同报·夜哨》和《国际协报·文艺》为阵地而形成的“北满作家群”，在这个时期显示了突出的成绩。我们可以称这种创作景况为“饥馑”与“死灭”中无畏的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