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劳工文学是中国工业文学的初澜。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到平民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劳工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从普泛的人，到劳工，到底层工人，再到作为阶级的工人，是这一时期劳工形象的变迁线索。初始期的锐气与多元思潮的复合并存构成了“五四”劳工文学的总体风貌。 关 键 词 “五四”劳工文学 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 1 历史进入“五四”时期， 中国工业文学以“劳工文学”开始了它的初澜。它不同近代劳工文学那种基于改良主义思想对于劳工血泪生活的表现，而是在新的现代思潮之下的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文学形式的产物。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苏俄十月革命的激荡下提出“劳工神圣”这个口号的。但开始时它的含义还比较宽泛，是一个被孕于“人”的文学主体思潮中的繁杂的复合统一体。“人”的观念的确立，是民主、科学思潮在“五四”文学中的具体化。由于“五四”文学思潮并不是一个隔于整体社会思潮之外的独立体、人道主义自一开始便与建立民主政治的社会理想融为一体。因此，“五四”先驱者大都将对“人”的认识，进入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总体看法之中。在当时那个贫富悬殊、民众啼饥号寒的时代，人道主义思潮渐次集中到对民众的关注之中，“劳工神圣”的口号开始在知识界风行。应当注意的是，这一口号在一开始，还有较宽泛的人道色彩，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劳苦大众的关注上。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的集会上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运动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1〕。 由于“劳工神圣”这一口号的宽泛而不确定性，使知识界开始意识到应当寻找到一个更确定地表达对贫苦下层人民同情关注的口号。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使“劳工神圣”带上了平民色彩，后来又较早提出“平民主义”。但在文学中给这一意识定名的则是周作人。他在《平民文学》中强调，所谓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别，在于精神上的“普遍与真挚”，因此“我们不必记载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虽然他仍然以人性去阐释平民文学的含义，但毕竟打破了帝王将相的文学旧套，使文学更切近普通人生。茅盾正是在这一起点上，把平民主义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糅在一起。在主持《小说月报》之后，他明确提出：“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被损害与被侮辱者’”。〔2〕周作人、 茅盾等人在文学理论上的努力，再加上鲁迅、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在创作上的实践，“平民主义”实际上成为与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与贫苦人民生活问题紧密相关的，着重表现“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底层人民的文学思潮，并成为“五四”时期劳工文学的主潮。 在各种思潮的复合交响中，社会主义思潮也悄然涌动。由于苏俄革命的启示，早期激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大力介绍俄、德、奥等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德国战败“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一年后，他又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认定“劳工神圣”思潮是“新的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而新的经济，则“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 〔3〕实际上，李大钊已朦胧地把劳工看作一种现代经济的产物，以及一种集团力量来认识了。在以工人为主力的“六三”运动前后，社会主义已成为大多数刊物讨论“社会改造”时公持的思想，一时成为时尚，尽管这些思潮庞杂而模糊。20年代初风起云涌的工潮使人们更认识到作为阶级集团的工人力量。早期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些从事工运宣传的知识分子如邓中夏、瞿秋白、沈泽民、蒋光赤等人开始宣传“革命文学”，试图将早期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劳工文学渐次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革命色彩的工人阶级文学，尽管这一过渡还远未完成。可以说，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到平民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劳工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从人，到劳工，到底层工人，再到作为阶级的工人，便是这一时期劳工形象的变迁线索。 2 “五四”劳工文学的发生发展， 基本上受到上述处于流动状态的各种思潮支配。虽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元思潮复合并存的状态，但大体来说还是有较明晰的时间阶段性。笔者试图糅合横向复合与纵向渐进双重因素，对其进行内容上的分析。 其一，劳工的伟力与创造。 将劳工视为人类世界的创造者，是“劳工神圣”思潮在文学上的最初反映。这些作品大都带有广泛的平民主义意味，尤其是在那些稍晚于《新青年》的刊物如《星期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的作者群中，更加明显。这些青年作者情感激荡而涉世未深，易受思潮影响而观察实感不足，这种空泛是可以想见的。他们更多的是从人类角度讴歌劳工伟力，似乎尚未触及中国劳工的具体生活，而体裁几乎不出诗歌范围。郭沫若在《三个泛神论者》中，把他所心仪的泛神论者看作是靠劳动吃饭的人；在《地球，我的母亲》中把“炭坑里的工人”看作“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星期评论》作者群中沈玄庐的《工人乐》、《起劲》、《劳动世界歌》、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少年中国》作者群中邓中夏的《游工人之窟》，再加上《新青年》作者群中的寒星（刘半农）的《铁匠》、《敲冰》、胡适的《威权》、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等，也大都礼赞劳工伟大的创造。这些诗作中的工人形象极为模糊，有的甚至没有形象。在对劳工身份的界定方面，这些作者的看法比较接近蔡元培，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在沈玄庐《起劲》一诗中出现多种劳工，有现代产业工人意义的建筑工人、纺织工人，还有马车夫、轿工，甚至还有教师；邓中夏《游工人之窟》中也有趣地把医院、学校也看作“工人之窟”。作者表达的其实只是“没有劳动，就没有世界”这一抽象思想。在创作手法上，这些诗作抒情与说理色彩甚浓。由于急于表述观念，往往忽视直观的生活写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