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八年的抗战和接踵而至的四年国共战争，使中国新文学第三个十年自始自终笼罩在战火的硝烟里。这种硝烟在延安文学中显得尤为浓烈。当国统区文学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有关抗战的报道愈益微弱时，延安文学却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敌后抗战的真实描述。当全面内战的序幕拉开后，国统区进步文学着力于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时，对刚刚过去的抗战时代反侵略英雄群像的精心再塑，和对正进行着的反蒋战争中为争取和平而努力的根据地普通百姓动荡生活的描绘，又成为延安文学不可分割的内容。求生存、求解放的民族民主战争，构成了边区民众生活的主旋律，也构成了延安文学的一大基本取材特色。 在根据地战争题材创作中，抗日英雄传奇与抗日英雄故事占了绝对的比重。作为一种反侵略文学，它们当然归属于反帝救国的民族精神范畴，这也是一切抗日文学的立足点。延安文学以精心构塑的抗日英雄群像，使“五四”先辈开创的反帝爱国主题焕发出青春的光彩，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活力。 这种光彩和活力融合着历史的深重和悲壮。尽管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界就由于外强入侵而萌生了反帝救国思想，但由于之后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变更，以及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的严酷，到“五四”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主要还是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直至“五卅”血案发生，大家才逐渐感悟到反帝的紧迫意义。此后的反帝爱国主题随着社会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而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异军突起的东北流亡作家对东北抗日现实的真实描述，正式开始了新文学抗日救亡主题的历史进程。全民抗战时代的来临，唤醒了全中华民族的抗日爱国情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抗战主题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当抗战临近尾声直至国共内战开始，延安文学中涌现出一大批前期少见的抗日题材的佳作，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以《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一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英雄传奇——抗日英雄传奇故事。这些作品不仅采用了北方农民易于接受的通俗形式，而且刻划了根据地民众熟悉的敌后抗日英雄形象，并从英雄的成长道路和所作所为中，映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日反帝精神。 抗日英雄传奇和抗日英雄故事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一批具有传奇性的抗日英雄形象。他们中很多是艰难困苦的抗战现实中已经家喻户晓的民兵英雄。邵子南《地雷阵》的主角李勇凭着他的“积极、勇敢、心眼灵”，摸索发明了各种爆破技术，用小小的地雷把敌人炸得坐卧不安、魂飞魄散。《抗日英雄洋铁桶》里的吴贵，带着民兵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声东击西，致使不可一世的日军顾此失彼、惶惶不可终日。吴贵身上集中体现了抗日英雄机智勇敢、坚定乐观的优秀品质。新英雄传奇中的传奇英雄是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抗日战士，而不是《儿女英雄传》等旧小说里常见的来去无踪的绿林好汉。因此，“洋铁桶”吴贵等抗日英雄身上的传奇色彩，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无数次战斗智慧结晶的体现。《新儿女英雄传》写了刘双喜、高屯儿智克伪军、巧烧岗楼，牛小水假扮新娘、深入敌巢，杨小梅只身进城、开辟工作……这些新儿女英雄临危不惧、出生入死的传奇故事，是建立在以往的失误、上当、吃亏的流血牺牲的基础上的。作家们没有回避英雄成长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幼稚时期，孔厥和袁静写过牛大水在县上训练班犯纪律，也写过他一心只惦记地里活儿的“农民意识”，还写他当了民兵队长，仍然不会打仗，竟在混战中伤了自己人。《新儿女英雄传》把牛大水式的抗日英雄置于现实的土壤中，因为他们的英雄色彩是在战火中铸就的，他们传奇的故事里凝聚着不可估量的生命代价。即使对已经比较成熟的抗日英雄，作家也注意避免将他们写成完美无缺的超人。杨小梅在胜利前夕因思想麻痹误信崔骨碌，导致自己陷入敌阵。小说在由衷赞叹杨小梅面对酷刑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时，也流露出对这位女英雄轻敌后果的惋惜。正是在考察了英雄成长的每一个足印的前提下，抗日英雄故事的传奇描述才更加可信更具感染力。郭沫若在评述牛大水、杨小梅这些“进步人物”时，称他们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①]。他们的“平凡品质”和“英雄气概”是他们作为新时代新儿女英雄的基本特征，也是区别于旧时代儿女英雄的显著标志。 抗日英雄的传奇色彩，集中显示在抗日英雄的英雄品质的刻绘上，譬如“洋铁桶”的神出鬼没、不怕牺牲，雷石柱的大义灭亲、力歼顽敌，牛大水的宁死不屈、机智勇敢，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情操品格是现实生活中无数英雄优秀品德的集合，折射出浪漫主义的思想光泽；此外，抗日英雄故事的传奇性还表现在故事本身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描述中。《抗日英雄洋铁桶》的作者柯蓝坦率直言他的创作是“有意识地来集中反映我们人民愚弄日本帝国主义者，并最后击败了它”，也“有意识地来集中反映我们人民的智慧、幽默和他们的斗争艺术。”[②]于是，在《抗日英雄洋铁桶》中，读者们不仅看到“洋铁桶”弹无虚发，李四哥飞墙走壁，王铁牛力拔千钧，也看到了一系列神乎其神的故事：“洋铁桶”智杀鬼子队长，钻粪坑死里逃生；“洋铁桶”安排妙计，刘家庄日夜报仇；武工队半夜飞刀，老汉奸心惊胆丧……这些传奇故事为抗日英雄倍添英雄风采，也使整部作品显现出传奇色彩。传奇情节的设置，一方面来自于对古典小说和民间文学的有益借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中国农民配合八路军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创造出的无数惊险奇特的抗日业绩的如实再现。和《抗日英雄洋铁桶》一样，《吕梁英雄传》里的传奇故事，如查户口老武遇险，巧掩护大婶立功，暗民兵智捉密谍，红黑帐警告伪人员等等，都是抗日现实生活中新儿女无限智慧和胆略的体现。不仅仅这三部长篇如此，其它抗日主题的作品也十分注重传奇意味的渲染和烘托。《化装》（吴伯箫）中化装八路军的敌人哑巴吃黄连般地遭到了老百姓将计就计的合力围击；《俘虏》（艾青）里一漏网鬼子被老乡诱进麻袋送回八路军敌后股；《模范科长》（罗丹）里的科长一眼识破假武工队员的真相，叫伪装的坏蛋吃尽苦头后，又让幕后策划的日军中队长尴尬无言；《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一》（孙犁）中胆大心细的撑船老人以一船莲蓬诱使贪嘴的鬼子撞进步满机关的水域，然后用蒿像“敲打老玉米一样”尽兴地砸着鬼子们的脑袋。类似戏剧化的情节，生动反映了敌我力量悬殊的特殊环境下中国民众的聪明才能，显示出传奇色彩。 根据地以战争为背景的创作几乎都洋溢着浓重的乐观主义气息。孔厥和袁静以无比敬佩的笔触，描述了日寇拉网扫荡的日子里，牛大水和杨小梅等突击队员在寒冷的冬夜里不得不睡在白洋淀冰面上的情景，他们虽然眼肿了，腰痛、肚子痛了，却个个精神抖擞地开怀说笑。这些新儿女英雄心甘情愿以冰为床坚持斗争的乐观精神，最充分地预示着中国抗战的胜利前景。在《抗日英雄洋铁桶》里，柯蓝将乐观气质融化在吴贵的英雄本色中。在“洋铁桶”的词典里，找不到哀怨、怯懦、悲愁、脆弱之类的字眼，只有一往无前，拚死杀敌。作者不仅刻划了吴贵豪放的秉性，也较充分地展示了他领导民兵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越战越强，最终把日伪武装置于民众的游击圈里的英雄业绩，使得作者着力表现民众在“胜利的信心和乐观信仰”支撑下坚持八年苦战、取得胜利的创作初衷得以圆满实现。新英雄传奇中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紧密相联，致使这类创作显示出强大的鼓舞力量。还有一些作品则通过喜庆欢乐气氛的烘托来体现乐观主义精神。《战地婚筵》（曾克）别具一格地渲染了部队官兵和驻地老百姓喜气洋洋的心境，这种欢乐的气氛是由一个战士的喜事引起的，更是由即将来临的最后胜利这一更大的喜事引发的。弥漫在战地上空的喜气集中展示了小说的乐观格调。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联姻，有了《战地婚筵》，也有了孙犁的《荷花淀》等系列小说。荷花淀上一场有惊无险的伏击战，是作家用诗化了的笔写成的，而这支笔恰恰饱蘸了乐观主义的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