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自五四诞生以来，已向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当代华文诗歌，也展示了它独具的风采。以大陆、台湾为两大中心、兼及港澳及海外为多翼的华文诗，大都经过了向西方文化靠拢又转而向东方文化回归的过程。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复古，又回到五四前的诗坛状态，而是以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价值观，去观照古老的东方文化，从更深的层面上吸取东方文化的精髓，体现出一种东方型的智慧延伸。当然，它又渗透着现实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风韵。这种东方智慧的延伸，其表现大致有两种形态四种方式。第一种形态是外在的和内在的东方文化神韵均很浓郁，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第二种形态只是借用东方文化的因子（如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古迹名胜、古籍文典、民俗民风等），或调侃、反讽社会现实之弊端，或张扬生命意识，体现诗人的心灵搏动。从台湾几大诗派看，前者可以《葡萄园》发表的作品为代表，后者可以《创世纪》发表的作品为依据。《诗学季刊》和香港的《诗世界》及《当代诗坛》似乎兼而有之。大陆的诗刊较为复杂，大多互相交错。这两种形态又大致有四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一是，歌咏或正面表现东方文化之精华，是东方文化全面回归的认同；其二是，以传统文化为契机，总结历史发展之教训，以反讽、调侃现实生活之种种弊端发出不平则鸣的强烈呼声，给世人以警策；其三是，以东方文化之物象为载体，展现一种生命的律动，蕴聚生命勃发之气，或者渗透进禅道精神，追求与大自然的融合无间与天人合一的至高精神境界；其四则是体现了对古老的东方诗学的继承和拓展，或追求古诗词、山水画的意境美，或寻求语言和诗体形式上的古典风味儿，给人一种既熟悉又新颖的美感力。下面着重论述一下这四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一、歌咏东方文化之精髓，对回归东方文化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文诗歌正是以之为根柢，并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长处而向前演进的。但不可否认，不论台湾新诗或者大陆新诗，都有过全面进行“横的移植”，而忽略向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的偏颇。近些年经过诗人们的反思，特别是新古典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的提倡，又出现了向东方文化回归的趋向，体现出一种东方型智慧的延伸。这类作品量比较大，有的咏赞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有的从古籍经典和古诗词中采撷诗思，有的写民俗民风，有的寄托怀乡忧国之思，大都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历史的厚重感，内里自然体现了一种继承与革新的关系。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正如孔子评周代文化时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又非照搬不动。宋代词人姜夔说的：“作诗求于古人合，不若求于古人异。”（见《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载《白石诗词集》）和清代诗人袁枚说的：“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随园诗话》上）这论的是学作诗，同样适用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承袭与革新。不然，我们会以为华文诗中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智思是复古，又重新拜倒在古人脚下。这类诗又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借神话传说、古迹名胜和历史文物发思古之幽情，把人们带入古老文化的氛围中。如王禄松的《长城礼赞》（载《莆萄园》125期）有独诵和复诵。可说是对壮丽的祖国山河的一曲交响，气势宏大：“化天地为厅堂／点日月做灯光／辟九州为庭院／连五岳当围墙／磨昆仑为针／搓长江为线／缝补中华民族的破绽／裁海洋为纸／拔地轴当笔／写下礼运大同的篇章……”诗人以一腔豪情倾注笔端，造成一种热烈恢宏之气。而张默的《黄昏访寒山寺》与《长安三帖》（载《创世纪四十年诗选》）则在冷峻的思考中把人们带入古老的诗境，去倾听寒山寺的钟声如何撞击作者的心灵，并与兵马俑对话，和无字碑倾心，在巍峨的大雁塔下惊叹古人在文化创造上的不朽功力。《大雁塔》云：“波浪型灰蒙蒙的长安的城垛蓦然在我们的脚下青苔般的蜿蜒／六百多部跃跃欲飞的经文蠕蠕地把我的胳肢窝垫得更高了／冷冽的朔风最先起自檐角而后是半坡遗址而后是秦铜车马／才一转身欧阳询颜真卿墨迹未干的碑帖把我烙得形销骨立”。诗人对古文化的崇敬是真诚的，在抒情中又蕴聚着深深的思索。刘菲的《咏黄果树瀑布》和刘建化的《夜游日月潭》（载《葡萄园》122期及126期）则又从各自不同的体验中透视祖国山川的秀丽，令人神往。刘菲赞黄果树瀑布不仅写它奔腾的外在气势，而是把这“水的力／水的美／水在这里很不柔情／水帘洞很仙意却无神仙”的境界同自己想远离尘世的心境相连。刘建化也不仅把日月坛的美丽写得绘声绘色，而是以夸张的诗笔把它拟人化，说它“你恒似迷人的醉眼／斜视游客，频送秋波／诱惑星系的造访／日月的莅临／下榻于潭底内宫沉落／留下美丽的忆念。”金筑的《毛公鼎》（《金筑诗选》）、台客的《雨花石二题》（《九歌行》）和吴明兴的《观商周青铜兵器暨夫差剑特展》（《葡萄园》131期）则都是咏物诗。只是金、吴二人咏的是人文景观的巧夺天工，台客咏的是大自然造物主的鬼斧神工。金筑称赞毛公鼎“在时间的巨流中／泅泳了几千年／后浪追逐前浪／反而冲激成不朽”，“小寐数千年／仍不损曲线的圆润／铭文在史册中闪烁如灿星／岁月的琢磨／古铜的肤色／隐然有当年点点青春的光采。”虽未写它的具体形态，但却写出了它的内蕴。吴明兴笔下的青铜兵器不仅写它的珍贵锋利，诗人还借物咏怀，展示了后世历代王朝杀伐的惊心动魄。这自然是古代冶金术的先进与精湛，让人们在民族自豪感中又带上沉重的忧患。台客的《雨花石》虽也是咏物，但却叫人赏心悦目。原来这南京雨花石非一般凡石可比，它是“补完天后，女娲氏／随身将灰烬一扬／遂有火花似雨，纷纷／坠入烟雨苍茫的水乡／／千万年后，在清清水影之中／像一位位凌波仙子／它们展现典雅、亮丽的身姿／迷恋了天下众多的石痴”。把雨花石和女娲补天之石相联系，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人们带入美的境界。辛郁的《黄山行脚》（《创世纪》108期）又别开生面，在《牌坊印象》中把石牌坊拟化为一茫然望向天际的女子，《缆车印象》又写在高空中的惊险感觉，甚至“一串念头都瘦下来”，而《始信峰印象》则把黄山的神奇和“云蒸雾掩”的气韵如泼墨山水画般写出来，令人神往。从中又叫人领略到独特的东方山水的韵致。 在第一类的诗中，还有以历史人物和古代文献诗词为中心，及以民风民俗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写人物的如流苏的《大禹的妻子》（台湾《诗学季刊》第16期）。在诗中把大禹妻子对爱的渴望同大禹的献身精神相对照。须文蔚的《旅次》（《创世纪》第100期）以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写孔子为了其学说和礼乐的推衍而在中原劳苦地奔走。诗人以自己的联想描绘出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我不时怀想：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的时节／山出器车，河出马图／鱼龙嬉戏在宫沼，凤凰麒麟悠游在郊椰／我与门人当着朗朗春日踱步舞雩／发鬓间饱藏着解冻后流畅的沂水／见证韶舞终结苦旱的必然”。但是更多的是诸侯互相征伐，礼崩乐坏和人民的苦难。从全诗看，作者诚挚地礼赞了这旷世的东方大儒。慕容羽军的《红楼九章》（《当代诗坛》20期）则是对《红楼梦》人物咏叹的精美华章，其中史湘云、秦可卿、宝琴、香菱等美丽女性的风度、气质和各自的命运都写得很传神，有一种婉约美。而昌耀的《忘形之美：霍去病墓西汉石刻》（《创世纪》103期）又有一种壮阔苍凉之美。从物联想到人而且“便听到祁连山的几声悸动：／是那大灵魂所诞生的人与熊”。诗句简炼而有力度。而王幻的《舴艋舟》和《池边树》（《九歌行》）则撷取了李清照的词意和贾岛的诗意，描写这两个不同人物的境遇也很传神。如说清照“并非舴艋舟太小／而是你的家当太多／它装满金石录漱玉词／及购自大相国寺的／陶器铜器和玉器”，所以最后“物亡书佚舟沉／在西子湖滨”，表现了对伟大女词人的由衷崇敬。无独有偶。麦穗的《秋风秋面》（《九歌行》）从鉴湖女侠秋瑾的诗句“秋风秋雨愁杀人”中得到启示，在拜谒秋瑾殉难纪念碑时，从坚硬的石头中摸到了冷酷的历史，而烈士的牺牲却造福于后人：“夕阳从鉴湖的水面扫来／碑影被光照成一滩鲜红如血／鲜血曾照亮过中国／这块痛苦中挣扎的土地”。历史上英烈的牺牲给了人们多少鼓舞与鞭策，他们正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在以民风民俗为描写对象的诗作中，老诗人洛夫的《纸鹤》，《纸鸢》、《纸船》（《创世纪》97～98期）别有风味儿。放风筝、漂纸船都是古老的民风，但诗人把自己的现代意识溶入其中，又给人一种新颖的陌生感。《纸鹤》以拟人化手段把它写成一个纯洁的少女在高空的自由飞翔与陨落，并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死去时／黄昏正跌跌撞撞下得楼来／今晚，我准备用一屋子的星／想她”，真是奇妙的联想。同样，《纸鸢》也是对自由与飞翔的颂歌；《纸船》则把它驶向“武陵桃花源”，打破了时空界限，又载着诗人的童年远去。这三首诗古典韵味儿并不浓郁，但它却是东方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上海诗人宫玺的《清明》（《葡萄园》131期）和雁翼的《二月二龙抬头》（《当代诗坛》20期）都是用农历节气抒怀。前者写牧童在纷纷春雨中增添的民俗风情，后者则是借助于“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唱出的春的颂歌。可看出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