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自治区文学50年的创作历程中，散文、报告文学创作与诗歌、小说一样，亦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路程。自治区的散文创作是循着一条从无到有，到蓬勃兴旺，直至繁荣的发展轨迹；其间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拥有了一支不断壮大的作家队伍。他们直面人生，讴歌乡土，赞美民情，吐露真意，感应心灵，憧憬未来，锐意探索，寻求散文艺术的创新之路。自治区的报告文学虽然与散文创作同时起步，但它的发展却略显缓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治区报告文学才有了长足发展，拥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创作队伍，所反映的内容也更加深广，特别是以报告文学写作团等形式深入生活，则使得这一时期的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关键词：内蒙古 当代 散文 报告文学 创作 在内蒙古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散文与报告文学创作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漫征途中，散文、报告文学创作，与诗歌、小说一样，也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路程；既有百花竞放、艳丽多姿的发展繁荣时期，也有风雨侵袭、叶落花残的凋零岁月；它们既以报告的形式记录了生活变动的浪花，以回忆的形式补写了历史前进的足音，也以抒情的笔调描绘过自治区瑰丽的自然景观，摹写过现实生活的种种“百态世相”，还以议论的笔调培育过无数读者的情操与智慧，抨击过错误、愚昧和黑暗。虽然我区的散文、报告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并非尽如人意，甚至存在缺点与不足，但取得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认真总结我区散文、报告文学创作，无论对准确清醒地认识过去，还是于散文、报告文学今后的兴盛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 人所共知，散文与其它文学形式不同，它强调的是生活的真实，而不是艺术的真实。因此，人们常将散文称之为“历史步履的镜子”，加之形式的灵巧，又素有“文艺轻骑兵”之誉。这些都概括出了散文反映生活迅速与深广的特色，同时也为我们把握和理解自治区散文发展的风貌提供了一个标尺。 1947年自治区成立，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首先使散文这种迅速自由反映生活的“文艺轻骑兵”有了用武之地。一些文艺工作者，努力以散文这一形式，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地发挥散文服务于现实和时代的重任，紧跟社会生活步伐一道前进。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创作数量较多的是通讯、特写、报告一类的叙事散文，这类散文适应了当时自治区社会生活的需要，以客观写实的方法，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朴实刚健的风格，构成其整体的审美风范。反映各族人民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和自治区日新月异生活的散文发韧最早。《激发劳动热情的草原繁荣景象》（额尔敦陶克陶）、《一个年青的牧女》（钦达木尼）、《张桂云》（骆驼）、《哈亚恩格尔村的幸福生活》（额乐苏）、《翻身后的两位老人》（宝音达来）、《人定胜天的故事》（胡志霄）、《草原七日》（若松）等，各具特色地反映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翻身作主人后的新面貌，充溢着“自从来了共产党以后，有了蒙古包，也有了牲口，更有了像人样的生活”[①]的自豪感与幸福感。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作品，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一个主要内容，产生了诸如《荣誉属于志愿军》（哈斯格日勒）、《欢乐的眼泪和愤怒的呼声》（都嗄尔苏伦）、《把最宝贵的献给你们》（纳·赛音朝克图）等优秀之作，完成了特定时期以“内蒙古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向工人、农民、牧人、战士进行宣传……，宣传朝鲜人民的英勇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豪侠与正义，宣传美帝国主义各种残暴凶诈，卑鄙无耻，外强中干及纸老虎的丑恶罪行”[②]的任务。 50年代中期以后，自治区火热的建设生活，激发了作家们讴歌新生活的欲望，特别是新人物的层出不穷，生活的飞跃发展，为自治区散文家及业余作者纵笔驰聘提供了新天地。这一时期，散文反映的生活面异常广阔，几乎是“走遍了天涯海角，也走遍了矿山、车间、水库、工地、鱼米之乡、经济作物的田野，自然，它也走遍了学校、机关、街头巷尾”[③]。从所描写的人物来看，“已经不再限制于表现作者自己和作者自己圈子里的那些人物了。工人、农民和战士登了场。他们不再是几个化了装的概念。我们看到了具体的钢铁工人、石油工人、汽车司机、勘探者、伐木者、垦荒者、拖拉机手……荣誉军人、猎人、渔民、邮递员、演员、民间歌手、乡村小学教员，和其他各种各样人物的不同面貌”[④]。就表现形式来讲，散文的文学性得到加强，其显著结果是大量抒情散文的出现，并成为散文的主要形式，这与我国50年代中期革命理想主义的高涨替代了求实精神的时代之风不无关系。从她所反映的主题来说，则突出地集中在“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生活”[⑤]。庄村的《草原上的一个母亲》、薛焰的《河套随笔》、张长弓的《一个军人的日记》、王致钧的《村路上的旅伴》、贾漫的《张大金罗同志》、乌兰巴干的《牧场风雪》、安柯钦夫的《草原灯火》、伊克艾利的《美丽的扎兰屯》等，都是从生活的大海中撷取浪花来反映时代变革与涛声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讴歌了“多彩的生活历史进程”；草原牧区疾病的迅速消除（《无病的幸福》），昔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船工当家作了主人（《黄河的主人》），巴林大地农民从往昔善唱苦歌的歌喉中，听出了今天“甜得像沙糖”般的吟唱（《一个军人的日记》）。与此同时，专注于小说、诗歌创作的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嗄胡、安谧、肖平、贾漫等也创作了不少歌颂性散文篇章，他们或宏观俯瞰，或微观细察，挚真挚诚地赞美了新生的祖国与“美丽的内蒙古”，表达了各族人民对领袖与中国共产党的神圣情感。这一时期，散文创作之所以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是与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经济建设蓬勃开展，艺术气氛较为民主，以及作家们自觉地置身于生活热流等诸多因素分不开的。 60年代初的自治区散文创作，虽然经过1957年“反右”斗争的风雨，受到过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出现了一些浮华之作，但毕竟未能毁其根干。建设年代的昂扬斗志，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依然促发了作家们的创造力。他们抚今追昔，欣然命笔，写下了一批文情并茂引人深思之作，使我区散文园地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作家们在衍延着50年代颂歌主题的同时，又展开了建设大潮中“自治区在前进”的画卷，描绘了内蒙古绰约的丰姿。散文集《草原的颂歌》、《美丽的内蒙古》、《早晨好》和《内蒙古小说散文集》（1960—1961）中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自治区动人的景观，弹奏出了一曲曲赞歌。从这些铺叙有致或直抒胸臆的文字中，可感受到内蒙古确“像一个刚驰越千里的竞风骏马，急忙抖掉身上的汗水，正神采焕发地迎风长啸，又从一个新的起点向前飞驰！”[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