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谭文峰是正在崛起的乡土作家，他与何申等人一起推动了乡土文学在新形势下的新拓展。本文从分析作品入手，评价谭文峰小说的现实精神及在当代文坛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 谭文峰 小说 现实精神 典型意义 城市文学的浪潮汹涌而至，谭文峰却以他直面人生的乡土文学力作，跻身于90年代的中国文坛。 谭文峰，尚属文学新人，但进入90年代后，他写的小说频频被转载、获奖、改编拍摄为电视剧，有的读者为了看到他的小说，还专门订阅了《山西文学》。他是一位被编辑看好，受读者欢迎，正在悄悄走红的晋南乡土作家。 谭文峰的小说，大都取材当今现实，聚焦乡村热点，正面切入生活，他并不囿于目前流行的写个人或家族命运的窠臼，而把眼光投射到整个乡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他并不猎奇展示和把玩民俗风情，或浅层描写农村的脱贫致富，而是透过乡村生活表象，剖析传统固疾，展示民族心理，直面社会时弊。作为农民儿子，他对乡村对土地有割舍不断的情感，对生活严峻有切肤之痛。所以他认为：“现实性、沉重感、忧患意识，构成我的小说的基本情调。”这种深切地关注现实，理性地审视人生和对民众终极命运的关怀，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华所在。谭文峰的作品，更以其与现实的对应和直接指涉，使文本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作品有“90年代农村问题小说”之称。 1 《扶贫纪事》就是取材于当前干部下乡扶贫的现实，讲述一个扶贫的故事。作者用网络化的视角，从生活中抽象概括几类人物，提纲挈领般地拎出了扶贫工作的症结和关键。年轻的扶贫干部小林代表改革派。他的对立面有两类人物，一类是名为扶贫实则下乡休闲疗养的干部老张和老李；另一类就是愚昧懒惰、安贫守旧的村民。这几类人物，就是现实扶贫生活的艺术再现。在我们的扶贫干部中，既有象小林这样被称为“民族的脊梁”的有文化的实干家；也有象老张那样将扶贫看成为来疗养，来练气功的休闲派；还有象老李那样，视乡村赤贫而不见，整天乐呵不干实事的逍遥派。他们对小林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穷困面貌的“烟草脱贫”计划先作壁上观，计划失败后又来指责小林“不切实际”。这就是当前扶贫干部队伍中的一些现状。谭文峰的深刻在于除了剖析扶贫干部的良莠不齐外，还单刀直入扶贫工作的“痛点”——农民愚昧守旧的劣根性。对小林来说，内部的不配合固然令他失望，但阻力最大却是来自于他一心想为其脱贫的广大村民。小林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提出的烟草脱贫计划，村干怀疑，村民抵触。开水下种，叫骂不绝，田间管理，马虎应付，到最后关键的烘烤，村民们竟为了省两顿饭，赶走了技术员。在整个种植烟草的过程中，小林孤军奋战，阻力重重。面对老张、老李袖手旁观的冷漠，和村民们的愚昧、保守、懒惰，小林的失败是必然的。受过高中教育的柳治国，是小林烟草扶贫计划的坚定拥护者的切实执行者，他最后一举脱贫成功，是小林在柳坪村扶贫的最大收获。《扶贫纪事》这篇在艺术上略显平实粗糙的作品之所以被编辑和读者青睐，在于谭文峰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艺术再现了扶贫工作的基本矛盾，揭示出其症结和关键：仅从经济上去扶贫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扶贫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文化观念的问题。扶贫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干部和群众的素质，没有现代意识的农民，就不会有现代的乡村。这又何尝不是乡村乃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呢？ 从小说人物上可视为其续编的《窝头故事》，则主要反映乡村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还在于由官僚主义孕育出来的众多官员及官僚体制的本身。小林依然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他因偶然的机遇被提拔到全县最穷困边远的窝头乡当代乡长。他不改初衷，为改变穷山乡的落后面貌日夜奔忙。这次他的对立面不再是安贫守旧的村民，而主要是乡政府的同僚及县里的大小官员。乡党委书记大赵长期养病不能工作，副书记小赵为迟迟不能升为正书记而满腹牢骚，副乡长老崔一门心思搞调动。当全乡最穷的武涧村的村民找到煤源，小林便竭力扶持要开采办矿，无奈地质队开探要9万元。小林找到县里寻求帮助时，县里众官员一提到钱就互相推诿，表示爱莫能助。当小林在刘焕的点拨下，动用乡长职权，调拨了私人铁矿石准备“进贡”给小赵书记买小车的钱，将地质队请到了武涧乡。结果却导致了乡政府众同僚的一片拆台叫骂声……这就是一个改革者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这就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特有的国情和现实。如果说小林在柳坪村扶贫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愚昧保守的历史惰性的话，那么，在窝头乡的再次受挫，则是因为只想混饭吃而不管百姓哀的大小官员及我们体制的某些弊端。谭文峰用他关注现实的目光和营造出来的艺术世界，真实地展现了乡村在走向现代进程中的艰难步履，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凝重而又逼真的农村脱贫场景，作品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强烈光芒。 《走过乡村》主要是写农村少女倪豆豆，被企业家倪土改强奸致孕，豆豆不屈上诉，但最终在各种势力的逼压下，状告“流产”，被迫嫁人之事。作者的高明在于，将豆豆的个人悲剧，置于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中，从广阔的生活面上，展示出深刻的社会内涵，使这一形象具有时代悲剧的色彩。 倪豆豆，作者将她作为淳朴乡村的象征。这个17岁的少女，被倪土改糟蹋后不甘凌辱，执着地要告状，即使后来受到各种“合力”的摧残：父兄的毒打关禁、村民的斥骂白眼、官场的压力、同盟军的叛离，还是金钱实惠的诱惑，她都不甘屈服。这种单纯、率真、执拗的脾性，正是古老农村的品格，她执着地要维护自身尊严的行为，在被来自金钱切身利益所左右的父兄、乡亲面前，是那样的可笑和不合时宜。在与倪土改的较量中，她受到的是来自肉体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与刘副县长，受到的是权势的压力；与文联主席，受到的是精神文化上的压力；与亲人家族，受到的是父权、族权的压力；与村里乡亲，受到的是被传统思维定势和切身利益所左右的群众压力；在刘书平那里，受到的是夫权压力。她之所以受到诸种“合力”逼压，是金钱这根魔杖在起决定性的压力。豆豆的最终失败，反映出田园牧歌般的古朴的乡村生活已成为历史，社会变革的大潮挟裹着人们，或带着期冀与困惑，或带着痛苦与无奈，迈进了“工业社会的辛辣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