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文学”即“心文学” 谈鲁迅，必须指向鲁迅的心，否则谈的就是别人，不是鲁迅。 那奇气萦绕的文章，那率性而为的行事，都显示着心性的深沉博大。鲁迅的活泼跳动的心，潜伏时像神秘的深的湖，激荡时又不留一丝阴影。他确实很“深”，但也常写叫人看出用心之浅的文章，只是绝无不见心气的“漫与”之作。他说刘半农“浅”，“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①a]，可见并不赞成一味求深。始终深藏不露的心只是一口死井，或者就像那些终日大言炎炎，“岸然曰善国善天下”，却“本无有物”，“羞白心于人前”的“志士英雄”，看似莫测高深，实则“神气恶浊”。这样的“深”，和“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的“浅”，不可同日而语[②a]。 鲁迅的卓特之处，就在于深深浅浅，总不失其“心”的自由。比起别的作者，他更是一个有“心”人。 1909年《域外小说集》出版，他在“序”中提醒读者，理解这些翻译小说，必须“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③a]。欣赏借鉴外国文学，贵能悟出外国作家在特定“邦国时期”的“心声”和“神思”，这是鲁迅对待外国文学乃至一切学术文化传统的根本态度与方法。他喜欢也确实善于用“直指本心”的手段，“隐括”作家或思想家的言行，一击而中，不作过多的细节的纠缠。这和“学者”们的办法很不相同。鲁迅首先不是从学说层面，而是从“心声”及“神思之所在”来理解、批判和接受文化传统。鲁迅之所以为鲁迅，鲁迅与传统的关系，鲁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地位，都与这有关。 1927年他在危机四伏的广州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是用隐括法，形象地跳跃性地理出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发展脉络，可谓籀读心声，相度神思的典范。他还说魏晋文章一大胜处是敢于“师心使气”[④a]，这等考语，不啻夫子自道，虽寓激烈于悠闲，寄深意于浅言，但那心气的发露，还是极其酣畅的。 稍后，有感于在中国探索艺术、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出路，最易落入传统与现代的“两重桎梏”，跋前疐后，准的无依，他又强调，要用“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衡量一切新艺术新文体和新的社会文化现象[⑤a]。这“心里的尺”是活的，是现实中跳动着的大众的突击与创造的意向和才能，正如《拿来主义》所要求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都无辙迹可循，不管怎样高明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都不能寻得，造出；它孕育于“几千百万的活人”的“创造”，而不期于学者的“拼凑”[①b]。 1932年4月，编完自己前两年的杂文，他干脆榜以“二心集”这三个招忌的字眼，向世人直白其心，也把文学与心的关系提示得极分明。 鲁迅生命之光将敛时的一段文字，更触目惊心：“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②b]。这是用散文来自我阐释“心事浩茫连广宇”的韵语，也是奋其最后一点心力，明示宋儒“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大愿。 鲁迅杂文中这样直写其心的文字举不胜举。翻开他的小说、散文、新旧体诗，心的热力更无处不在。 本世纪中国文学又叫“新文学”，以别于传统的旧文学，这原本不成问题。只是各人有各人之所谓“新”。把鲁迅归入“新文学”，最能彰显其个性（相对于形形色色的“旧”），但也最能淹没其个性（混同于人人皆有的“新”）。研究鲁迅，不能停留在“新”字上，应该撩开“新”的面纱，“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 对鲁迅来说，“新文学”首先乃是“心文学”。“心”是本体，“新”则仅属本体一现象。“新”而无“心”，便只剩一副空壳。“新文学”必须植根于新的心，即《文化偏至论》所谓“新神思”，而非别的什么“新”。“心”居首位，判断何为真正的“新”，怎样才“新”得有价值有意义，只能用“心”衡量，而不能反过来用现象批评本体，用“新”衡量“心”。 这是鲁迅一生最吃紧处，由此也可理解他的文学在本世纪中国文化整体结构中的意义。 2.“心”之源与晚清 追问鲁迅的“心”之源，不能不说到晚清。 晚清论“心”者不少，从龚自珍到魏源，从康有为到谭嗣同，方式不同，取径各异，但无不注目于世道人心的改良，且视此改良为改良社会的基点。“五四”前后的“国民性批判”实已种因于此，绝非一二个人之所独倡。稍后更有人认为，当时各项改良都是“治标”，惟医治“迷乱之现代人心”，实行“精神救国”，才是“治本”。主持《东方杂志》笔政的杜亚泉即禀此说[③b]。 晚清思想界这股风气，固可视作宋明以降“新儒学”的大宗即“心性之学”的余绪，却也是西方和印度佛教“唯心”哲学激荡所致。晚清士子喜谈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现代精神哲学，更有复兴佛学的宏愿，这与传统学术别开新局，宋学驾于汉学之上，“心性之学”隐然为思想界主脉，实相呼应。先觉者身处末世但能“反之于心”有所作为的积极意识，由此也可见一斑。现实造因，则是清廷在上雷霆万钧之势渐衰，学者稍稍得伸其志气，开始菲薄乾嘉考据之琐碎，持论由是而近于宋明[④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