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土门》是贾平凹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问世以来，读者中或褒或贬，众说不一，这本身就说明作品提供了广阔的批评空间。为此，本刊特邀我市几位学者和青年学生，对《土门》各抒己见。旨在活跃本刊学术空气，以飨读者。 《土门》的文化心态 在当今的小说作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像贾平凹这样，引起众多争论。不光他此前的《废都》等作品，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土门》，也一样是众说纷纭。这主要是由贾平凹那种浓郁而复合的文化心态所决定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贾平凹是由乡村迁移到城市而又未割断与乡村联系的作家。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对比，现代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巨大冲突，促使他思索中国的社会问题，《土门》就是一部以寓意性的艺术方法探寻我国改革、转型期人们的心灵状态的一部作品，作家深层次的审视思考，使《土门》具有了某些形而上的特质和玄机。 从文本中透视出，一条积淀深厚的独有的文化血脉主宰着贾平凹的身心，《土门》从语言到意境都可读出古典文化的浸润。但情绪线又活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其中又不乏隐喻和象征，作品走着一条兼收并蓄、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 作家复合的艺术心态催生出《土门》复合型的环境和人物。仁厚村置于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的边缘，城乡的结合部。并且，村落又正处于拆迁建楼的特定时刻。 《土门》中的人物形象没有达官贵人，匆匆行走的依然是吃五谷杂粮的芸芸众生。具有戏剧性甚至荒诞色彩的是，仁厚村村长成义有着典型的农民心态，开肝病诊所挣了钱，就用来修碑，立牌坊。同时，成义竟是一个因热心于公益事业而盗窃秦俑头宝贵文物的飞天大盗。成义的形象让我们想起贾平凹极圆熟地玩过的土匪系列。成义与《美穴地》中的柳子言、《五魁》中的五魁，有极大的相似、相通之处。他有危害社会秩序的一面，又有以淳朴的情感带领村民守卫故园的一面。守旧违法与甘于献身是实实在在地糅和在一起的。 贾平凹用整个生命体悟这个世界，在他的作品里，传统文化，宗教佛理，审美情趣都是交融在一起的。比如，佛家转世的观念，被贾平凹在《土门》中加以放大，并多次出现。如书中那条“亮鞭”的俊狗阿冰，便被描写成是某位漂亮农伙的转世。贾平凹以叙述人的口气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狗命，与狗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者说，我们的前世就是狗变的。” 作家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是超然的，以非功利、非道德的眼光去看待现实发生的一切；一方面又是体认与参与的，以一种感伤的情绪解释改革时期的阵痛。 不可否认，在贾平凹的文化心态中，有对农业文化的亲情感。但他深深知道，城市文明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决不可以逆转和倒退，而应着眼于寻求城市文明的健康良性发展。当然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的需要间发生激烈冲突时，悲剧是肯定要产生的。传统的守旧心态也只能在迅猛的现实发展面前土崩瓦解。 作品让我们体悟到：在改革中，旧秩序旧观念的革除和新观念新秩序的重新建立，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心理结构重新安排的过程。拒绝这个过程，尾骨恐怕会很突出的。 那么，可以有理由说，贾平凹的复合型文化心态，正是其传统的情感体验与现代的理性意识所构成的深层冲突。也只有经受了生活的深层苦难，并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才会有这种惊心动魄的痛苦描写，并使其中掺有类似于黑色幽默的喜剧感。痛苦于是就成为作家的生命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在《土门》的文化复合中，农业文明重于城市文明，阴气盛于阳气，主人公梅梅表面是个女人，但其心态与行为却有着浓厚的男性特征。这是十分令人困惑的。 再读《土门》 小说《土门》叙述了仁厚村被西京城吞并而消亡的故事。这是否给人以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文化形态争斗和嬗变的启示呢？ 小说里的现实自然是作家虚拟的现实，但这种虚拟也必须以客观现实为根基，反映着现实的某些本质真实。现实主义文学是这样，即使西方所谓超现实的种种文学流派，也不能逃避这个规律。如果我们把《土门》放在客观现实的座标上进行一番审视，给人的就不是什么文化启示，而是一团疑惑和迷惘。 首先，仁厚村是小说着意拼凑的一个寓意符号。作者不惜挖掘几百年来的文化陈迹，来强化仁厚村的文化意味。问题在于是什么文化意味呢？这里有对三皇五帝、天地宗亲师的盲目崇信，弥不漫着由曾文公家训相沿成习的村规民风。显然，这些都属于封建文化的范畴，而且是封建文化中最陈腐、最破败的意识和观念。身处90年代的仁厚村人对这些文化糟粕恪守不悖，哪还有一点当代农村的新鲜气息呢？西京城又怎样呢？更是充满着野蛮、盲目、堕落、阴郁等弊病。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惑：这是当今的一座现代城市吗？当然，这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但是，存在不等于真实，更不等于本质，因为这种存在只能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方面，而现实生活的另一面，即光明、健康、令人鼓舞的一面（在笔者看来，这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是客观存在），是被作者忽略了，还是被作者故意抹煞了？这种只见假恶丑，不见真善美的虚拟，能反映时代的真实吗？能揭示时代的本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