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如果要推选一名最杰出的文体家，大概非周作人莫属。而他的文体，主要的特色是平淡。有人曾将他创造平淡美的艺术造诣同古希腊“高尚的简朴和静穆的伟大”之美相提并论，说：“我们景仰希腊艺术的不朽的美，可是它在时间空间上都离我们太远，只有周作人在我们的国土上，为我们创造出活生生的希腊式的美，其它任何人都没有做到这个”。[①] 一定文体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但都必须通过语言的因素（所谓“语言的指纹”），所以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章方法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也就是一种比较狭义的文体学分析。 一 周作人文体的平淡魅力，首先表现为语言的简单本色。他十分欣赏文潞公为一竹园题榜，“想了半天才丢开‘绿筠潇碧’等语，找到了一个平凡老实的‘竹轩’，”为作文提供了“极大的经验”。他认为，文章的至难之境是“本色”，文章的最高标准是“简单”：“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而“华绮便可以稍容易，只要用点脂粉工夫就行了”。[②] 语言的本色简单，实际上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是深厚的功底和高超的造诣的表现。且不论朱光潜说的“作者的心情很清淡闲散，所以文字也十分简洁”这一要“人格底子”做基础的方面，即只就语言形式本身而论，就至少包括语气、词藻、结构、修辞等项，我们试举最著名的“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典型”《雨天的书·自序一》予以分析：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象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会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无疑，在用词造句上，这是最讲究、最下功夫的书面语，但在语气上，却又极富口头谈话的风韵，非常自然随和，一点讲演和朗诵的腔调都没有（现代散文中的“絮语”、“娓语体”或“纸上谈话”都是以这种在用词造句和语气上辩证统一为基础构成的）。我们读的时候，也以一任自然呼吸节奏，一句句轻松从容地念出为宜。我们若把它与贾谊《过秦论》、苏轼《赤壁赋》、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吴伯萧《我还没有见过长城》等对读，它的特色就更加突出。形成这种特色的原因就是：它纯用散句、短句，不用一个词管多少个词甚至多少个句子（领字结构）或几个句子结构相同（铺排）这些需要憋足气一口读完的慷慨句调，真真是与家人友朋交心谈天式的。 在用词上，文章以名词、动词为主，运用副词、形容词极有节制，用得极少，并且都是普通常用的。其它虚词也用得很简省。整个文章完全是一派美人出浴，洗净粉脂见天真的效果。 尤其高不可及的是句子的简短及其结构的简单。全文共31个逗号句，11字以上的仅占7句，16字以上的仅1句，助词重迭的定、状语仅1处（周作人晚期写的一种“风干的文体”，就是以此为基础继续发展的，读者可参看比较典型的《三顿饭》）。复句结构有几处。但少用“一…就…”、“只有…才…”、“尽管…还是…”等紧锁紧连的形式，而是用一种比较松驰散淡的关联，以期造成从容轻蔓的效果（周作人赞扬优秀的日文“语长而助词多”，“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有无限妙处，[③]他自己结合中文加以变通，一般并不多用助词，而主要采用一种若断若连的松散长句，表现其纡徐优婉、雍容淡雅的风神；鲁迅也深受日文影响，“然而”、“因为”、“但”等助词频率极高，笔者有专门统计，将在鲁迅文体分析中专论）。 在修辞上，烘白炭火喝清茶谈天的比喻，出了气的烧酒的比喻，都是极富日常生活性的。正是这种富于日常生活性使人感到亲切，而其表现所比之事的贴切有力，又使人觉得新鲜巧妙、意味深永。 这里有必要对周作人在文章音调上的平淡追求专门地再说几句。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是毫不让步、十分严格的。相反，对于辞采色泽与文句结构，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较灵活。他说：“我常觉得用八大家的古文写景抒情，多苦不足，即不浮滑，亦缺细致，或有杂用骈文句法者，不必对偶，而情趣自佳……六朝散文多如此写法，那时译佛经的人用的亦是这种文体，其佳处为有目所共见，唯韩退之起衰之后，文章重声调而轻色泽，乃渐变为枯燥，如桐城派之游山记其写法几乎如春秋之简略了”。[④]又说：在“有人称他为‘絮语’式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⑤]可见，他对像六朝文那样讲究辞藻色泽，以及吸收运用骈偶句法、欧化语、俗语等都是有所肯定的。这在他的文字中也不难找到例子。而且，就是依靠这种“适宜地杂揉调和”，才使他的文体平淡而不单调、枯窘，平淡而摇曳多姿、文味深永。 但是，在音调上，他却是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他坚决反对追求音律、“凡是文章须得好念”，有如昔人念韩愈《送董邵南序》，铿锵镗鞳，各有腔调，甚至“数易其气而后成声”，[⑥]他认为“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跟了上句的气势，下句的调子自然出来”，弄得“只是在抑扬顿挫的歌声中间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地陶醉着”。[⑦]而这样做对文章最严重的伤害就是做作，“是在做文章而不是在说话”。[⑧]由这里出发，各种高调、假话、慷慨豪迈却空虚不实之词都可能奔涌而出，其结果，就不仅仅只是损害平淡的文体风貌而已了，所以，偏重音调气势，这在他的文字中是绝对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