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朋自远方来信，他说我们该更多关注“国内名家与新秀新的重要作品”。再说，批评当下的文艺作品及文艺现象更是我们的责任，便有了“新著视窗”栏目，便有了著名评论家周政保对功力独具的李锐的新作的新评，以期方家。 先说一点儿闲话。 不少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写得很流畅，故事营构跌宕起伏，因果关系合理有序，人物个性的刻画也鲜明独到……显然，这样的小说是极能印证一般阅读感受力的，而且也可以在顷刻之间被诉说得头头是道。但这能说明什么？是作品的沿袭性还是作品的创造性？对于阅读，是迎合还是挑战？假如我们真的碰上了富有创造性的小说——小说总不能放弃创造，可创造又意味着与以往的不同、与目前的不同，而且还意味着某种不适应、不习惯。于是，挑战便产生了。对谁都一样。或许，你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部卓尔不群的好小说，可你又一时说不清对象的好处。当然也可以想到，创造不易，感受创造的感受就易么？ 但我还是怀疑，我们这个时代在经历了文学的轰轰烈烈之后，文学的感受力是不是正面临着退化，或已经被各式各样的新潮或时髦折腾得趋于迟钝或莫衷一是了。 我不敢断言。 可我的这些想法，确与李锐的长篇新作《万里无云：行走的群山》相关。 就如作家创造小说大凡从感受生活开始一样，理解小说也得从感受小说开始——梳理与合理发挥阅读感受的过程，也许才能被称作小说批评。当然，这一过程也可以参考作家的某些理性思考，甚至可以掂量一下：作家的思考被贯彻、被兑现的程度。 《我们的可能》作为《万里无云》的“代后记”，其中说到：“语言不是工具。语言从来就不是工具。语言是和我们的四肢、五官、心脏、大脑一起组成人的重要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可能算不得新鲜，但它一旦与小说创作结合起来，也就触及到了一些极为根本，但又遭到漠视的大课题。李锐在“代后记”中还说： “纵观新文学史，纵观自新文学至今的文学史，‘工具’日臻完善，使用也日趋成熟，我们操着这‘工具’，借鉴和模仿了一次又一次的新潮；表达了一个又一个深刻的主题和思想，描述了一个又一个的‘典型人物’。但是，‘工具’还是‘工具’，我们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语言上升成为主体，上升成为与人并重的‘本体’。在老舍和赵树理那有了更进一步更自觉的向民间的靠拢，口语的大量运用，市井和乡村生活的大量描述，使得他们更具民间色彩。然而，终因主题、人物和情节之累，他们的民间口语终未能脱出工具的本质。他们的‘生活化’的语言，也还是仅仅为了表达主题和服从典型人物而存在的。” 说实在，我对这个问题也缺乏研究，而“工具论”的观点在文学界可谓根深蒂固。十几年前，我曾写过论文《“双语”作家的创造优势》[②]，也仅仅把语言想象为文化沟通或发现全新世界的“桥梁”。而这样的看法，也是受卡西尔的《人论》[③]的“指点”才产生的。卡西尔在概述洪堡的观点时说：“只要我们把语言看成只是‘语词’的集合，那么要真正洞察人类语言的特性和功能就是不可能的。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音或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的差异”。所以卡西尔说，当我们领悟了一种其他语言的“神韵”时，总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有着它自己的理智结构的世界。”卡西尔说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别，而我说的“双语”作家是指母语之外还掌握另一种语言的作家，如鲁迅之于日语、张承志之于蒙语、乌热尔图之于汉语等等（外国作家中的“双语”作家更多）。但这里说的都是语言问题。至少可以说，一定范围内的人的生存世界，总是表现为相应的语言活动的结果。我觉得，方言（或口语）也是如此。每一种民间方言都体现着该方言流行区域的文化状态，以及相关的理智结构或精神方式、直至方言操持者对于自己的生存世界的看法[④]。 据我极为有限的对于小说语言问题的感知，我是很赞赏李锐的观点的，即小说创造要真正从“工具论”的自我限定（或桎梏）中突围出来——就如李锐所言，“没有语言自觉的文学史”，就是“有着巨大欠缺的文学史”。的确，在一部体现了语言自觉的卓著作品中，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那种“叙述就是一切的浑然如一的体验”[⑤]。这绝不是一个小说家的偏执或故弄玄虚，而是一种意识到了“叙述”（或语言）可能性之后的“科学表达”。更可贵的是，李锐的这种对于语言或对于叙述的理解，在他的《万里无云》中作出了很成功的、至少是有益于后来者继续耕耘播种的实验[⑥]。 我只想补充一点，李锐的“代后记”在提到“本土中国”这一概念时说：“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当我们用‘本土中国’这四个字表达中国的时候，我们深知，‘本’已非本，‘土’已流失。就连我们使用的‘最独特的’语言文字，也已经大量地渗入了他人的声音和语意。但是，当我们来表达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依然是象形的方块字。”我想，在这“本土中国”的“本土”之中，还有着同样处在变化中多元的形态或方式，那就是方言；方言作为民间语言变成文字时，虽也是象形的方块字——在创作时，则可能是一种：“以口语倾诉的方式”。在“本土中国”，口语不可能与方言无关，即便是“北京话”，也泛显着浓重的方言气息。于是，在兑现“叙述就是一切”时，“叙述”或“叙述者”的思维语言（也包括作为思维结果的具体描写），往往就是民间方言或以方言为基础的口语。只有这样，“以口语倾诉的方式”才拥有可能性；否则，“一切”从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