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性爱题材的拓展、悲剧意识的增强、对妇女命运的关注、艺术手 法的嬗变等四个方面，透视了汪曾祺90年代的新作，揭示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新变化：既有内容上的拓展，也有手法上的嬗变。同时探讨了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全篇立论对于把握汪曾祺创作实践的完整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汪曾祺 近作 创作内容 艺术手法 新的变化 一般研究汪曾祺的论者，大多将视点放在汪曾祺80年代的作品上，极少关注汪曾祺90年代的新作。这一方面是因为汪曾祺的诸多重要作品是在80年代问世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汪曾祺的风格比较稳定。其实稳定并非静止不变，90年代汪曾祺的作品还是有所变化的。这些变化既有内容上的拓展，也有手法上的嬗变。前者明显，后者隐微，但都值得重视。忽略或轻视汪曾祺90年代的新作，就无法保证汪曾祺的完整性，更无法把握其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本文拟就1993年《汪曾祺文集》出版以来的部分新作略作透视，并通过新旧的对比，揭示汪曾祺小说的新变，探讨其新变的原因，寻求对汪曾祺创作的一点新认识。 一、性爱题材的拓展 马克思曾经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①]当代作家王安忆也说：“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②]这就是作为人学的文学为什么总以性爱为表现对象的原因。古今中外许多著名作家都写过性爱，汪曾祺也不例外。进入新时期后，汪曾祺就写过几篇很有影响的性爱小说，如《受戒》、《大淖记事》，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比较起来，汪曾祺更集中更大量地写性爱小说，则是近几年的事。这可以从下面两个数字的比较中作出说明：《汪曾祺文集》收入汪曾祺1993年前的小说有61篇，而真正写了性爱的不到6篇，约占10%；而在笔者所能收集到的24篇近作中，涉及性爱的就有15篇，超过了60%。粗略的统计说明性爱题材的确为近年的汪曾祺所重视。并且通过新旧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汪曾祺过去的性爱小说大多写男女之“情”，较少涉及性，现在性却成了经常描写的对象，由“情”而“性”，是汪曾祺情爱小说的一大变化。但是汪曾祺并不挑逗，而是在审美要求上将一种健康的人性和健全的人格融注其中，或者出以超然的态度，丝毫不觉猥亵，反倒很美。 汪曾祺对性爱题材的拓展，还表现在从常态到畸形的转变上。汪曾祺过去的性爱小说，大多是写正常人的正常情感，现在则多写畸形的性关系。例如《窥浴》写女教师同男学生之间的性关系；《小娘娘》写侄儿同姑姑之间的性关系；《钓鱼巷》写少爷同婶子的女佣之间的性关系，都有点“乱伦”的味道。这些作品构成了汪曾祺近年小说奇特的风景线。 汪曾祺是个严肃的作家，他与时下那些专以性来挑逗读者，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的作者不同，他不是为性而性，而是通过性来表现严肃而深刻的内容。而且这些严肃而深刻的内容又是在以往的基础上的深入和拓展。这些深入和拓展更多地楔入到人性的深处，使汪曾祺小说获得了更丰厚的生活内容。 其一，歌颂健康的人性和理想的爱情。《薛大娘》便是一曲健康人性的颂歌。薛大娘是个卖菜的，但她也做“拉皮条”的生意，她给那些“一个有情，一个愿意”的男女“拉纤”，认为“这是积德的事”。后来她自己也跟保全党的吕先生拉上了，“薛大娘的儿子已满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人们对薛大娘的所作所为颇多议论，薛大娘说：“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薛大娘这个人物是为作者所热情肯定的。作者在小说结尾写道：“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作者所要肯定的就是人性的健康和自由。只有健康的人性才是美好的人性，这一点早在《受戒》等小说中就有体现，只是现在是从性的角度来表现的。但这篇小说也有“迂腐”之处，写薛大娘的开放，却交待薛大娘的丈夫“性功能不全”，“只能生子，不能取乐”，多少有点扭捏。这显示了汪曾祺在道德方面的某些顾忌之处。 对理想爱情的歌颂集中体现在《名士和狐仙》里。这是一个“老少配”的故事。老夫杨渔隐和少妻小莲子，年龄悬殊几十岁，但却琴瑟和谐，互敬互爱。小说从男女两方面写出了这对爱人的高尚纯洁。杨渔隐既不因小莲子年轻而贪色亵玩，也不因小莲子出身卑微而轻视鄙薄，而是赞美“小莲子的品格很高”，引为知己。小莲子也既不因杨年老而嫌恶，又不因杨是富绅而贪恋钱财，而是以杨为 师，虚心求教，悉心照料。汪曾祺写这个故事，显然意在歌颂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体贴，情趣相投的爱情。其中还多少带点士大夫的雅趣。这是汪曾祺对婚姻的一种理想，是汪曾祺心目中爱情的最高境界。这种理想在物欲横流，金钱万能的社会是不无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