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什么要重读朱苏进的作品，并表达出我们对他的创作道路的看法呢？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成为二十年当代文学演进过程中无法绕过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果要重读近二十年的文学史，至少有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和重要的作家的创作道路需要特别关注的优先级要高于朱苏进的作品和他的创作道路：检讨“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主要文学思潮在社会、文化深刻转型时期的得失；以王蒙为代表的中、老年作家在“穷”、“达”角色互换后，“修齐治平”文化品格如何在他们不同时期作品中得以显现；张承志的“圣徒情结”与他“以笔为旗”口号对中国文学的意义；贾平凹由商州走进《废都》、《白夜》的心路历程；张炜由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的内、外驱力；莫言由《透明的红萝卜》到《丰乳肥臀》漫长嬗变过程中的承受与坚守的启示性意义；王安忆作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新历史文学”思潮的参与者和弄潮儿，所呈现的作家创作心理活化石的价值等。 但我们还是选择了朱苏进进行首先重读。因为，多年以来，朱苏进以他相当整齐的一组描绘现实军营生活的中、长篇小说，营造出了一片面对军旅文学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学王国时根本无法绕开的风景。他的所有成败得失，已经成为军旅文学一段历史的铁一般的见证。同时，还因为军旅文学在近些年不可遏止地走向了更加困顿，朱苏进的创作的负面影响应对此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重读朱苏进，无疑是军旅文学重振和突围必须的准备。 为什么要与朱向前商榷呢？ 我们以为，朱苏进所获得的军旅文学创作第一人的声望，与朱向前为代表的一批军旅文学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鼓吹是分不开的。朱向前作为军旅文学的追踪研究者，十年来仅对朱苏进一人的发言，总字数已超过五万，《半部杰作的咏叹》和《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两篇长文毫无疑问是对朱苏进创作的最详尽全面的阐释和登峰造极的宣扬。朱向前认为，自八十年代初至今，反映当代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小说创作，朱苏进一直充当金鸡独唱的角色[①a]，“在当今中国小说界，能将中国当代军队和军人写得如此地道者，舍朱苏进其谁？！”[②a]近期，又是朱向前的不遗余力的宣传，使得朱苏进的长篇新作《醉太平》为人瞩目。毋庸讳言，“二朱”合力才为军旅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争取到了较为醒目的一席之地，也形成了军旅文学这一小小独立王国的相对权威的话语表述。重读朱苏进，已经无法回避朱向前对他的研读成果。我们发言的指向，也就无法单独地指向朱苏进的创作。 同时，我们又认为，作为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现象的发现者，作为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作为当代军旅文学重要主题的鼓吹者，朱向前对朱苏进的所有发言，都在消解着朱向前的批评体系的建构[③a]。作为一个成熟的批评家，原本不该长久地作这种“友情出演”的，可朱向前却一直乐此不疲地这么做着，而且至今毫无悔意。这种悖论式的现实，也是诱发我们想与朱向前商榷的重要原因。 2 必须强调指出：朱苏进是一个创作态度严谨，有自己始终关注的描述对象并取得相当高的成就成为军旅文学二十年来承上启下关键人物的作家。和全国的同龄作家相比，朱苏进的小说产量并不算高，计有长篇小说《惩罚》（1978）、《在一个夏令营里》（1980）、《炮群》（1991）、《醉太平》（1994）四部；中篇小说《射天狼》（1982）、《引而不发》（1983）、《凝眸》（1984）、《战后就结婚》（1986）、《第三只眼》（1986）、《轻轻地说》（1986）、《欲飞》（1987）、《两颗露珠》（1988）、《绝望中诞生》（1989）、《金色叶片》（1990）、《咱俩谁是谁》（1991）、《四千年前的闪击》（1992）、《祭奠星座》（1992）、《接近无限透明》（1993）、《孤独的炮手》（1993）等十五部，总字数不超过两百万。列出朱苏进的全部小说篇目，是想一目了然地说明，除《惩罚》、《在一个夏令营里》、《战后就结婚》、《两颗露珠》、《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等少数篇什自生自灭外，《射天狼》、《凝眸》两度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金色叶片》、《醉太平》两次获得上海文艺奖，其余篇什自发表后都曾引起过不同程度的反响。自1982年的《射天狼》到1994年的《醉太平》，十三年间，一直不断有作品引起读者和批评家不断关注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并不多见。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了朱苏进的实力派作家的面目。在时间的作用尚不明显的文学史意义上，朱苏进的可圈点性是不能抹煞的。 问题在于，在世纪末的今天，仅仅弄清楚一个作家在同时代撰写的文学史上的所谓地位已经远远不够。在文化转型期风起云涌的文学拿来主义大潮退去之后，在文化转型期对待文学传统的态度几度扬抑转换之后，需要面对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各类实力派作家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学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遇里，并将走向何处这样一类重要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重读、重评朱苏进的思维的起点。 重温一下批评家缪俊杰在朱苏进的《射天狼》发表伊始写下的一段话很有必要。缪俊杰写道：“袁翰有着同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的命运和际遇。他在探家时面对着病妻弱女所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窘态；一贫如洗，在收到妻子的电报到邮局汇款，把仅有的拾叁元汇去，后来又把“拾叁”改成“拾”的翻来覆去的思索，以及探家回来饥肠辘辘的狼狈相，这些细节都写出了他作为普通人的特点。然而，袁翰又毕竟不同于平庸的普通人。他宁可回来受处分也不愿编造一些续假的理由；他宁可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愿向组织伸手；他在因超假受了处分之后，那样胸怀坦荡地把自己的错误告诉自己新调去的单位的战士们；他受了处分并不背包袱，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高度负责精神去抓工作，全力以赴地去改变落后连队的面貌……从这些方面来看，袁翰又是一个具有不同凡响的英雄。”[①b]《射天狼》就是这样一部现在看来太过于平常和普通的作品。缪俊杰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学批评家在1982年的中国举荐《射天狼》，一点也不可笑。同一年获奖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的帐单还曾经赚过千百万中国人的眼泪。1982年，中国文坛只出现了两部具有文学经典品格的作品，一部是《黑骏马》，一部是《人生》，剩下的获奖作品，只负责描绘那一时间社会心态的某种真实。然而，又不能否认，《射天狼》的获奖使朱苏进一举成名，同时也成为后来的批评家评价朱苏进创作的一个不低的起点（本文不准备涉及批评家面对评奖时的从众和媚俗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