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3年，张光年在1981——1982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曾满怀激情地说：“我热烈祝贺我们的报告文学近两年又获得丰硕的成果！不久以前，我曾经兴高采烈地宣称，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①]当时张光年的这种估量，毫无疑问是基于创作事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正处在一个建国后最见兴盛的高潮期。从作品的整体数量及质地看，都远远胜于60年代初的那次报告文学创作高潮。徐迟、黄宗英、理由和陈祖芬等为数不少的报告文学名家，在当时“由附庸蔚为大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以高昂激奋的创作既推进了报告文学的兴盛一时，也奠定了自己入史的资格。 然而报告文学真正的“蔚为大国”，却是80年代中期的事。80年代中期前后的数年时间，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几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而其后未见的巅峰状态。一大批“新生代”报告文学家不仅以惊人的亢奋写出了大量震动人心的佳作，而且对报告文学文体进行了大胆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在这次探索中，报告文学文体焕然一新，彻底打破了“文学的轻骑兵”、“散文的一种”等传统界说，也超越了文学与新闻的“联姻”说，而是成为了将新闻的报道、文学的审美表现、学术的冷静分析、历史的观照、哲理的思考等融为一体的“杂交品种”。所谓“全景图”报告文学便是如此。尽管“杂交”也带来了某些累赘冗繁之嫌（如这类作品往往篇幅过长、枝蔓较多、主题分散、内容庞杂），但其展示的报告的深入性、丰富性、周全性、学术性及历史意识，却是非同寻常而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全景图”报告文学所提供的信息量，是以往那种“文学的轻骑兵”之类的报告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80年代末90年代始，相较80年代中期，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明显沉寂下来，至少再未出现以往那种如潮似涌万众关注的热烈与辉煌。尽管这时兴盛不再辉煌已去，但还是有少数作品引人注目。其时，我在给《人民日报》所写的一篇短论[②]中，还是肯定了诸如《无极之路》、《魂系青山》、《希望之海》、《中国公安的脊梁》、《蓝色太平洋》、《她的中国心》、《子午线上的大鸟》和《跑道伸向东方》等作品“为时代前进而歌”的价值。这些作品抑或说这一阶段的作品，毫无疑问是发生了具有共性的变化，这就是基本脱离了80年代中期重在揭示社会矛盾与批判时代弊病的“问题报告文学”的轨道，转向了主在歌颂英雄人物、劳动模范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路途。这种创作倾向尤其是较客观较深刻地表现了此类社会运行的优秀作品，当然还是为我们的社会极需。换言之，从题材选择到价值寻求，此类歌颂性报告文学还是能揭示某些重要的时代景观而鼓舞人心的。同时不必讳言的是，直面矛盾敢于批判的成分与力度则是明显势弱了。当时我们的社会情形的实际状况，其实又很需要能够直面矛盾的作品。几年后从文学界到文化界、知识界展开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触发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不良现象（如权力腐败、道德沦丧、缺乏理想、唯利是图等）的严重存在。而这些社会问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同样令人注目。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其时对此显然有所回避。 此后至今，报告文学的创作便进入了一个为时不短的低谷时期。激动人心的作品少了，不胫而走的力作久违了，“有偿报告”泛滥成灾，“广告文学”习以为常。报告文学创作的声誉一落千丈，昔日的辉煌已真正的不再。如此等等，早已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不满。报告文学创作，的确出了毛病。 二 报告文学创作的萧条冷寂，确切说是优秀作品的如此稀少，应该说是一种综合效应的结果。换言之，必须将这种不景气放在社会大背景中来审视。作为一种极特殊的写作文体，报告文学与小说、诗歌、艺术散文、新闻报道、特写等相较，的确有它自身的生存特点。因为它是纪实性的，它与社会的具体环境便直接产生了利害关系，这与虚构性的小说和诗歌，与抒情性的篇幅又往往短小的散文，便显然有了区别。而报告文学的纪实，通常必须将报告对象的因果关系、来龙去脉予以较翔实的交待，这又与短小精悍只写现象的新闻类作品有重大分别。例如唐山大地震，即使事发时新闻可以客观报道，也只能非常简明扼要，不可能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那样洋洋洒洒地道来而几乎写尽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主要情形和联系。 写真而翔实，纪实而形象，报告而论析，加之当代报告文学文体发展与我们大动大治的社会相结合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的报告文学确实比较适应捕写重大题材。即或写所谓“凡人小事”，实质也未必“凡小”。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报告文学文体传统上就富有战斗性、批判性和大众化，具有极强烈的民主色彩和为民代言的舆论功能特征。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曾展开了为时较长的一场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理论探讨。那时对“Reportage”（其时译称不统一，有“报告文学”、“通讯文学”、“特写”、“速写”、“新闻报告”等多种译法）这种外来文体的战斗性、民主性、批判性和民众性等特征，人们已有较清晰的认识。胡风认为报告文学（他当时称为“速写”）“它底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会现象底中心的人”，[③]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④]袁殊则指出报告文学这种“新闻文学”产生初期，“其内容的主要条件，是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色彩”。[⑤]茅盾也确认“‘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⑥]当时的左联执行委员会，则在决议中完全把报告文学视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的战斗武器，充分肯定了其战斗性和大众化的特质。[⑦]报告文学的这些文体特点，解放后也是一直得到理论认可的。70年代末在一次规模颇大的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黄钢总结性地认为，“准确的提法仍应该是：报告文学是一种极富于战斗性的，兼有时代的报告的特色的，以特定的新闻性的内容为题材，以文学的形象为手段的‘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它是现代文学中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⑧]黄钢将报告文学的内容与手段作这样截然的区别未必妥当（所谓“文学的形象”决非只是表现手段，它包含的是复杂丰富的因素，从思维方式、情感表现到物化形式等等），他认为的“战斗性”、“时代的报告”也与许多人的看法有不同，但从理论的抽象意义说，这种强调报告文学文体的战斗性和现代性则是众所认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