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大变革、大转折的世纪末现实相对应，90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价值取向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多相性的格局，文章将这种多相性归纳为理性批判精神、“恋乡恋土”情结，回归之旅等三个相面。 文章认为，尽管90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价值取向有异，但精神价值的探索与重铸却是隐含于不同价值取向当中的共同追求，并因此而显示出乡土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由于精神价值探索的复杂性，还存在许多缠绕乡土作家的困惑，文章最后部分对此进行了有效的清理。 【关键词】乡土小说 理性批判精神 “恋乡恋土情结” 回归之旅 重建与困惑 中国现代意义的“乡土小说”，其文化价值取向至90年代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格局。这与大变革、大转折的世纪末现实是相对应的。尽管乡土作家们的价值取向有异，甚至存在明显的向背，但人文精神却始终流贯于乡土小说场域，构成了90年代乡土小说判然有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显著特征。 一 刘震云曾在一篇文章中开诚布公地宣称：“从目前来看，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他的这一“仇恨故乡”情结反映了90年代的部分乡土作家对乡土文明中愚昧、落后和封建性的深刻认识和理性批判精神。在《老旦是一棵树》（杨争光）、《扶贫纪事》（谭文峰）《秋天的错误》（刘玉堂）、《死人》（陈然）、《最后一场冬雪》、《耙娄山脉》（阎连科）等乡土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鲁迅先生式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激情。曾经首倡“寻根”文学写了《文学的“根”》和《爸爸爸》的湘籍作家韩少功，于1996年出版的长篇新作《马桥词典》，是90年代乡土小说中最奇特的小说。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所有存在者的存在都栖居于词语”。韩少功创造性地借用“词典”这一奇特的形式构架，就源于他对词语与事实存在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理解，其目的是“发现隐藏在这些词语后面的故事”，以实现对“人的生存形态的”透视。在《马桥词典》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作家对隐藏在词语后面的“马桥人”劣根性的揭示。在“马桥人”的头脑中，“醒”即是“糊涂”，“糊涂”即是醒；“狂”或“怪”代表着才能与智慧，而漂亮、美丽的事物却成了“不和气”或“怜”。相反地，“贱”则与“健”同义，而“懒”的概念却并不是可耻的，这使栖居居于“概念”（词语）的“马桥人”自然地会以“懒”为荣。对美好事物的贬低，对消极丑陋的肯定使我们看到了“马桥人”的“生存怪相”。此外，象“夷边”、“晕街”、“颜荣”等词目还透视了“马桥人”自以为是的中心主义以及对城市文明的抵制。在“马桥人”看来，只有吃腌菜、打赤脚、步行才是正常的，而城里人不知喝“擂茶”也是可怜可笑的。这使我们不经意地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阿Q对城里人有关条凳，油煎大头鱼加葱丝的鄙薄与讥嘲不正和“马桥人”如出一辙吗？ 时代的日历翻到了90年代，象《马桥词典》这样的寻根之作已不多见。90年代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一方面激活了农民身上生存与发展的欲望，但另一方面秉承了几千年小农经济及其文化心理的小生产者却存在着与改革不相适应的局限性。现代化意味着向一切阻碍和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传统宣战。当乡土作家们紧扣90年代的改革现实，对落后传统展开剖析与批判时，乡土小说便呈现了不同以往的理性精神。河南作家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对改革中农民落后的文化心理的批判是毫不犹豫的。村民对富裕生活无疑是十分向往的，但当致富行动与传统观念（修公路必须毁坏祖坟）发生矛盾时，便显得彷徨、犹疑了，有的甚至宁愿放弃富裕生活。在历史趋势和传统道德的冲突中，作家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前者一边，对李治国向村民“开刀”表示了极大的敬意。田中禾的《枸桃树》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刀头的女人把一家人的悲剧归因于刀头毁坏了古庙，为了不让悲剧继续，她要求刀头花钱重建一座庙，再回到封闭、禁锢的状态中去。但作品传达的信息却很深刻：经济改革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宽松环境尽管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不消除他们身上的传统观念也很难真正走上富裕之路。 90年代的改革现实是异常复杂的。面对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巨大变革，面对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人们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中间既有保守、落后以至拒斥这场场改革的不合时宜者，也有顺应时代、顺应改革潮流的新型农民，但更多的则应是裹挟在改革大潮中处于中间状态的矛盾惶遽者，唯其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呈现出历史前进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可喜的是，小说家们并没有让我们失望。刘醒龙的《农民作家》、焦祖尧的《归去》、谭文峰的《乡殇》等一系列作品就是最好的表证。焦祖尧的《归去》更具典型性。作品中农民出身的合资企业工人吴福，因受不了现代企业的种种 约束而辞职还乡，但农民生活的散漫、麻木以及村里的种种闭塞现象又令他深深苦脑。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二难境地。这个人物的典型性在于：“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中一种普遍的前瞻与恋旧交混的社会心理。” 我们看到，尽管乡土作家们对这场改革带来的冲击有种种不同的回应，但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却相当一致：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冲突中，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对守旧的批判也好，对顺应求变的赞颂也好，对矛盾惶感的忧虑也好，其价值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丢掉小生产者的文化心理包袱，以新的文化精神主动接受经济改革的强劲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