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南宋时期，理学基本上保持着在知识界滋长蔓延的趋势，即使是在庆元党禁期间，其影响力也不可小觑。理学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它通过书院、闲居的理学人士以及具有理学色彩的地方官员等，在地方上对人们的观念信仰等施加影响。因此，南宋社会在其持久而深入的浸润之下，国家治理理念发生变化，观念世界、国家想象也随之发生改变。国家作为强权的象征已经悄然淡化，天下（国家）作为“州县之积”①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地方，作为国家治理的立足点和国家形象的缩影，异常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的观念世界当中，人们对国家的想象也落实到地方上来。辞赋清晰地记录了当时社会文化的这种改变。 一、国家权力淡化与地方意识凸显 南宋中期以来，辞赋创作中对王朝的赞美总的趋向是趋于沉寂，这与王朝的专制程度逐渐淡薄联系密切，也反映了士人对国家和政治认识的某种转变。我们从葛沣的《圣宋钱塘赋》等辞赋作品的相关描写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转变。 葛沣这篇赋大约完成于南宋前中期。②当时的临安府辖钱塘等九县，但是从赋对杭州地区历史沿革的追述、对府衙和杭州地区全方面的描写来看，赋题的钱塘是借用杭州的古称，指临安府。这是一篇献给行在临安的颂歌。高宗在建炎中驻跸杭州，之后曾移驻南京，绍兴八年（1138）三月，诏复还杭州。像东汉光武帝就定都问题曾依违于长安与洛阳从而引发论都辞赋创作一样，南宋初期也就此出现了一个论都辞赋创作的小高潮，③以附会光武中兴，烘托高宗的中兴气象。目前可以看到的针对这一事件的完整作品是傅共的《南都赋》。之后，针对杭州的颂歌很少出现，葛沣此赋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的绍续。与傅共的赋一样，此赋也描写了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和炫人的富庶，所不同者，它没有突出杭州作为事实上的皇都的特点，而是由内而外，详尽描写临安府形制风物。此赋首先追述临安府的历史沿革，接着描写杭州城内的城墙、闾阎、市廛、官府、府学、武备、城中的吴山，城外的西湖、长堤，然后述及临安府九县概况，此地佞佛的风俗和境内的群山、河流、动植水陆之物产。赋的后半部分，将临安与建康、成都进行对比，指出二邦以战争而衰，杭州以效顺而兴，与南宋初期的论都辞赋的创作遥相呼应。 这篇赋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杭州作为事实上的帝都特点的刻意忽略，它彰显的是钱塘作为一个“地方”的特色。从班固《两都赋》以来，辞赋对皇都的描写即在彰显皇德。宋代早期杨侃的《皇畿赋》，虽然是在描绘汴梁的郊野，但是那一幅幅田园风俗画卷处处在展现着上以风化下的伟力。周邦彦的《汴京赋》和李长民的《广汴赋》则把帝都描绘成人间仙境，一座天上的城。傅共的《南都赋》从教化蛮俗的角度把高宗打扮成一个江南地区的“解放者”，其对杭州的描写是围绕高宗教化生民展开的。可以说，辞赋中的帝都描写，多是以歌颂帝王为旨归的，其作为一个“地方”的特征则被帝王的光芒冲淡了，被人为地忽略、遮蔽掉了。这篇赋则一反常规，以凌云健笔描绘着一幅幅都邑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画卷，这美好图景与皇德的联系被冲淡了。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认为作者对“今上”不恭，但是，应该看到，作者对皇德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帝王的力量不应该每时每刻鲜明地浮现在人们的思想世界当中，它应该褪去堂皇的色调，退居幕后，化形无迹。赋中写道：“世守良工，竞精旧业。绩画函韗，刮摩搏埴。裂帛之摫，裁木之鈲，刱物器具，交持递挈。百所为备，纤微罔阙。背窳就攻，丰阜积墆。学古者不知力农之劳，通鬻者不知伎巧之法。熙熙陶陶，含哺鼓腹，沐浴皇灵，优游化国。”这段话在强调市廛百工之精益求精和职业化的分工纯乎自然而然，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沐浴着皇恩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在淡化皇恩的同时，作者则不断提及在此地传播教化、移风易俗的著名人士。 不唯如此，作者对“行政”的理解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古代的行政包括国家管理和移风易俗等方面，作者似乎对官府的刚性治理不太感兴趣，而对移风易俗情有独钟。他没有描写地方官长兴利除弊的美政，而是突出地方的安靖，官府对地方的刚性管理与强力控制隐然退于幕后。例如在描写官府的部分，表现的是“圜扉静兮束矢罕入，帑藏启兮金帛广储。鹾矾搉酤，秉式法而受授；常平镇城，积红腐而羡余。其岁月有会有计，其参勾有籍有书。庭无壅滞，繄师帅之明健；人耻斗讼，由易俗于恬愉”。不需要监督和督促，官府对城市的管理依成例、制度、习惯等，井然有序地推行，人民循礼而动，耻于诉讼，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我们结合赋中对江山风物之美的描绘综合考察就会发现，此赋是在表现一种无为而治的生活图景：江山形胜，人民安居乐业，草木自然而然地生长，人们自然而然地生活，像春华秋实一样，人人依照亘古养成的习惯来打发光阴，黄发垂髫，怡然而乐。但是，这和老子设想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不同，它是建立在教化生民基础上的“无为”，这是人文化成的国家图景。也就是说，在这篇赋中，作为行在的杭州，是一座人文化成的城市。在与建康、成都的比较中，作者也突出了杭州的这个特点，自唐以来，虽然天下纷扰，但是钱塘赖守土以安居，晏然无事： 圣朝几百年间，安堵无虞，干戈有备而不试，四民奠枕于里闾。方太宗皇帝之当天，繄太平兴国之三年，镠裔曰俶，遂捧图籍以所管而献焉。是邦之内，曰民曰军，讵知血战之忧苦，畴当矢石之辛勤。矧历休平，八圣相承。铺鸿藻，申景铄，洒德波，散皇明，教条备，民风纯。小而任一同之宰，皆是荣途之遴选；大而拥麾旄之牧，莫非鹓行之贵臣。勤劳劝课，惠养斯民，兹其繁富日增者也。 对宋初钱缪的归顺，宋人是从仰慕王化的角度来解读的。也就是说，从传统上看，钱塘之地就有心向王化的传统，以后，沐浴着大宋的恩德，人心向善，民风淳朴，这正是推行王道之治的基础。文中提到杭州的主政官，皆是一时之俊彦，他们劝课、惠养百姓，这是指官员在移风易俗，传播王化。也就是说，从传统到现实，杭州一直在仁义的达途上行进，因此，其焕发出的宁静祥和氛围，乃是风俗淳朴、政和民恬使然，这是大同社会映射于现实中的景象，也是帝王行在的杭州沐浴皇恩的明证。当然，作者并没有忘记地方安靖的获得的总根源所在，这就是如春风化雨般被人们忽视而又无处不在的皇德，赋曰：“当今明天子将圣在上，贤公相以道弼丞，孜孜图治，勉勉厉精。惟是崇化阜俗之常本，加宵旰探讨之诚，逸民之举，孝廉之科，旌表之式，追谥之荣，即闻讲求而悉行矣。”④国家权力对地方的刚性管理被润物细无声的教化力量所取代。这篇赋展现了皇权仁风普畅下地方风俗和美的动人画卷，在对地方风俗关注的背后，则是地方意识凸显与国家权力的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