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性题材长篇小说是在民族文明转型的生存背景中，超越当前文坛盛行的“经验生活”话语，从思考民族精神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层面选材的，因而没有回避当代，而是创作题材选择的历史性进步。在创作中，作家表现出开创自足审美空间和寻找主体价值依据的思想意图，作品体现出还原历史本相和认同民间价值的精神向度，从而有效地支撑了当下文明的精神文化品位。但是，这类小说存在回避20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命题、对物质文明隔膜抗拒和认同转型期负面价值的缺陷，足以剖析人类文明的经典性精神依据仍处在确立过程之中。 [关键词]文明转型期 “经验生活”话语 精神文化依据 精神深度 经典性 一 我们的民族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渡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地转型，个体生存方式亦随之更易，多向出击，万态纷呈，这种转化、过渡又是政治性决断先于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充分准备，结果，时代表象体现出一种未确定、未完成、“测不准”的随机性特征，人们被裹挟在时潮之中，却又难识时代底蕴的“庐山真面目”。但是，如果透过纷杂表象从价值体系的层面来看，我们即可发现，当下中国的社会趋势是由神圣走向世俗、由政治功利走向物质欲望。它具体表现在欲望、自然人性等生命瞬时价值追求日益兴盛，个体本位、当下状态至上之类的社会心理日益规则化，个体生命的形而上追求和当代作为民族文明一个时期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品格与意义却处于潜隐的、被遮蔽的状况。对于当前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我们只有放到这样一个崭新的生存背景上来分析，才能够切中肯綮。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局促于经验生活情境或游移于东西方文化表征，虽然反响极大而实质上内涵单薄。 “经济小说”和“周末版散文”主要的创作兴奋点，是刻画转型期城乡人生中新颖独特的人事烦恼和精明势利的生存手段，并将一种或反讽或抚慰的情调贯注其中，它们实质上是转型期世相与传统情感的融合。因为品格基本纯正，又具有一定的信息量和鲜活灵动的艺术图景，这类作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心理认同。其局限是沉溺于具体的生存处境和朴素的经验型把握，缺乏大视野、高境界地驾驭整个人生和民族文明现状的精神高度。 另一种在文坛“呼风唤雨”的走向，是世俗化、状态化的时尚。王朔、何顿等人在成功地把“市俗”这一生存空间抬进文坛的同时，用“生活无罪”作理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以活着为最高目标、以状态为关注中心的世俗价值准则，升到了它们不应有的新型民族精神规范的高度。还有一些作家则标榜“边缘化位置”、“个人化写作”，致力于表现“私人生活”、“个人体验”，把并没有多少典型性的自我生命的存在，膨胀成了人类生存的真相。等而下之的，是目标指向读者钦羡猎奇心理的、对名人逸事和大款“风采”喋喋不休的絮叨。这类作品虽然与商业文明的表面特征存在某些相吻合的地方，却显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精神含量的浅薄。 一些知识累积更丰富的作家，则向文明转型后的西方文化探寻，但由于缺乏生活土壤，缺乏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由于对西方文化把握的表面化和“见树不见林”的片面化倾向，结果，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精神意味，在他们手中就令人沮丧地演化成了名士才子的精神清谈和话语游戏。 可以这么说，不少作家过于贴近经验生活情境和热门话题的精神语境，还没有找到在人类文化史上作为一个精神主体的价值定位和思维根基，因而缺乏剖析和概括转型期时代底蕴的超越性精神依据，作品也就只能局囿于当下情境和表象的层面。而且，无论是世相写真还是认同世俗，其中都体现出一种与世浮沉、忍耐苛且的生存哲学，这就更加妨碍了品格崇高、意蕴厚重的大作品从这些作家中诞生。 贴紧转型期世态的作品对当下处境、“仿写”西方文化的作品对一套具体的话语体系的依赖，使我不由联想起中国新文学史上那些紧随政治风潮的作品。本世纪的中国作家往往以民族阶段性的政治价值追求为创作最高目标，殚精竭虑地在逼仄的语域内表现“时代的本质”，实际上却不过是以各具特色的艺术图景，表达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既有认识成果的体验和理解，结果，因为20世纪的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各种紧迫的时代课题，作家们就随之急功近利，大量地生产草率的即时应景之作；一旦时代风尚出现弊端和迷误，精神处于同一思维框架内的作家们，则丧失了自我强健的评断批判力；某些既具鲜明时代特色又有一定历史文化蕴涵，为当时人们公认的优秀之作，也往往因精神依据的缺陷随岁月流逝而失去了夺目的光彩。紧贴瞬时情境极易导致精神文化价值的稀薄，这是不能不引起企图有所作为的作家们足够警惕的。 正是在这样的生存和文学背景下，不少严肃诚恳的艺术家将目光投向了本民族的历史时空。细读这类作品我们即可看到，创作者实际上怀着相当深沉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且基本摆脱了艺术思维与生活表象亦步亦趋的状态，体现出从思考我们民族精神文化底蕴、从人类文明的深层次高视点出发选取创作题材的特色。他们是力图通过再现已经定型的民族生存情景，来建构自我的精神空间，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文明层面普遍意义的价值规则、精神依据，以揭示中国文明转换的历史命运和前因后果，更进一步地透视当今的时代。应当说，这是中国作家题材选择的历史性进步。 对于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评论界习惯性地用“回避当代”予以贬低。这种单纯以题材的生活领域来判断作家精神价值取向的观点，是表面化和缺乏说明力的。它不能解释恰恰是那些最具创造魄力和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纷纷钟情于历史性题材的事实，也不能说明目前的历史性题材作品反而更有思想艺术冲击力的原因，甚至对评论界本身在总体上贬低历史化倾向、却又把最热情的赞誉置于历史性题材的具体作品这一矛盾现象，也不能自圆其说。实际上，如果作家的精神深度与时代底蕴处于同一层面，那么，不管选取何种题材，作品流贯的都是时代的血液，都具有引导读者把握时代底蕴的启示意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和《亨利五世》都洋溢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皆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对当前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我们必须从作家的精神深度、作品的精神格局着眼来研究，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