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是一种源远流长、发展缓慢而又十分稳固的表达形式。当代小说以其开放鼎新的态势，从多方面突破了叙述的稳定结构，从先锋叙述的多元探索，到“新”式叙述的全新视角，以及种种非常态叙述，使当代小说叙述表现出大胆创新的动态发展趋势。 一、先锋式叙述 在传统的叙述中，叙述形式只是服务于主题，处于用的被动地位。80年代末，一群被称为先锋小说的作家，在传统遭到否定、现实变得朦胧的非理性氛围里，在西方“上帝已死”的虚无的影响下，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开始怀疑写作的现实目的，淡化文学传统的本体性，而日益看重文学形式的本体性。他们把叙述的形式与文学的目的性叠合为一，把对叙述形式的追求上升到文学的本体地位。于是叙述的形式受到先锋小说的特别关注，叙述的游戏意义，叙述的直感愉悦，叙述的语言快感，成为先锋小说作家们争相表现的写作目的。 （一）马原：叙述圈套的游戏意义 人们把自我相关的事物的运行轨迹，抽象为一种形象的表述：“怪圈”。埃舍尔的版画《上升与下降》描绘一队僧侣沿着楼梯向上走，拐了四次弯后又回到起点；另一队向下走的僧侣也同样回到原处。埃舍尔用绘画的视觉游戏，表述了现实各个领域中自我相关、起点与终点重合的怪圈现象。马原的叙述，有意识地开启了小说叙述的怪圈形式，使小说叙述明显偏离了表达形式的媒介作用，把小说的主题意义游离出小说之外，使小说美感着重建立在叙述的圈套编织快感中。吴亮先生就指出：“（马原）由叙述崇拜发端，又回复到叙述崇拜中去。这里也存在着一个魔术般的圈套。”[①]扎西达娃的《去拉萨的路上》也紧跟马原的圈套式叙述，他饶有兴味地围绕复仇的母题进行着叙述圈套的游戏。在去拉萨的路上，占堆找到了杀父仇人甲嘎次仁。而在决斗中，双双死于跟踪而来的黑熊掌下。故事从黑熊被甲嘎次仁杀伤，到黑熊跟踪甲嘎次仁复仇成功，叙述的始终点都在大黑熊身上。“怪圈”的背后，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这就是佛教的轮回和因果报应。紧步其后的余华的《鲜血梅花》，也是由一个复仇的母题衍开出去的圈套式叙述，叙述形式是一个大圈包含着三个小圈。主人公阮海阔身背染有九十九朵血花的梅花剑闯江湖寻找杀父仇人，寻了几年后杀父仇人已被别人所杀，他已无法复仇，剑上仍是九十九朵血花。在这个故事中，“复仇”只是为编织圈套设下的一根纬线。阮海阔无意中遇见胭脂女，又无意间走回胭脂女身旁，并指引她去杀了自己的杀父仇人。同样，阮海阔与黑针大侠的离遇，与白雨潇的离遇，这些构成了叙述圈套中的三个圈。 马原等人对叙述圈套的构造，营造了一种叙述回归。弯弯绕的形式快感，使读者在形式的循环中获得美感。如曹元勇先生所说：“后现代先锋小说的形式营构就是通过这种虚构的游戏而实现的。”[②] （二）莫言：叙述对历史的主观分切 近来有“新历史小说”之说，其实“新历史小说”的新，是突破历史真实的局限，走向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法。在传统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作家只是被动地叙述历史，或尽可能依照客观的现实性来仿写历史。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人相信：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莫言的创作，率先突破了历史真实的局限，大胆地以主观叙述的感觉形态进入历史，表现历史。他通过时空分切，通过主观感觉来进入历史，使文学中的历史成为现代人表述的历史，使现代人的时空观、视点和感觉穿透史实，重新组构历史。莫言的《红高粱》，开创了从超越历史的制高视点对历史题材自由切割的叙述形式，并使一大批作家纷纷效仿，如方方、池莉、李晓、苏童等，都是让历史翻新的叙述好手。 叙述者与作者的二合一，使隐蔽的叙述者自由地插入历史的叙述中，让现实和历史在瞬间切换。作者与叙述者合而为一，取消了传统叙述中第一人称的完全主人公地位，使作品中的“我”具有双重身份。因此“我”的视点既有第一人称的主观性，又有第三人称的超越性，能更加自由地多方位地叙述历史。如方方《风景》中的一段叙述：“其实，过去父亲总怀疑七哥不是他的儿子。在母亲肚皮隆起时，父亲才知道这么回事。父亲蹲在门口推算日期，算着算着就抓过母亲扇了两嘴巴……”小说的整体叙述是以第一人称“我”进行的，而上例叙述又明显超越了第一人称，暗含了第三人称的叙述。由此可以见出，隐蔽的叙述者不仅可以依附于第一人称，仍然可以依附于第三人称，使当代小说叙述彻底摆脱了人称的局限。 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思维来感受历史，使历史成为现代意义的画面。对历史的分切，还表现在观念上的分切。一个历史片断，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作家站在现代生活的角度去感受和认识历史，就会使历史题材在原本意义上增添不同层面的意义，构成历史画廊丰富而深邃的含义。如“我常常是怀着内疚之情凝视我的父母和兄长。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刻我甚至想挺身而出，让出我的一切幸福去和他们分享痛苦……”（方方《风景》）小说中的“我”事实上是隐蔽的叙述者即作者的现代人视点，它作为一种感情抒泻，已超越了对亲人的理解和同情，表现出对历史的哀怜。 以现代人的视觉和感受来描写历史场面，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采用典型的“我父亲”的混合视点来描述历史场景。“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脚迟缓。”（莫言《红高粱》）“我父亲”的混合视点，再现了历史场面的可感性，把亲历性和可感性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莫言式叙述的显著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