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声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不是纯粹的“金融文学”作品，如《商界》、《大上海沉没》、《昌晋源票号》等。我们审视的是浸淫着金融意识、描叙了经济行为的那样一些只能被称作“非金融文学”的作品，我们期冀通过对作家灌注其中的价值判断的推拿，透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某些特质。 要审视非金融文学作品的价值观，就不能不将视角伸向新时期之外。因为，价值观作为非凝固的历时的精神现象，其穿透力量，早已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脊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 中国文学的传统价值观是非常明晰的，这就是以合不合乎“道”作为价值标准，而“道”又是以“道德”作基础的。因之，人们对文学作品总是作道德判断，而不是作审美的或历史的判断。 这显然与中国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关。经济是基础，一定的经济关系必然与其上层建筑血脉相承。 这更与整个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儒学相关。儒学讲征圣宗经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立德立功立言，讲天地君亲师，不以道德为基垫，又如何能行？ 于是，便有了义利之说，有了君子与小人之别云云。 再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商人及其经济行为（尽管是萌芽状、未充分展开状），就是作为道德的负面出现的。除了我们能在《左传》中找到弦高犒师等少数正面例子之外，更多的，商人是以汲汲于利禄之徒、忘恩负义之辈、道德的悖反者之面目出现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者流；我们，便也读到了白居易的“商人重利轻别离”、“老大嫁作商人妇”这样带有明显贬抑色彩的诗句——个中意味，已不言自明。 二 中国新时期文学伊始，仍然秉承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作一种社会——道德的价值判断。众所周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批判文学”，人们忙着舔弄伤口，批判着文革中各种非道德的行为。改革文学作为改革开放的“传声筒”，为其擂鼓呐喊，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经济行为，如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等，然而严格地说，这些作品中的经济行为仅仅具有“题材意义”。 只有到了新写实小说中，经济因子（以及其后的经济行为）才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简言之，新写实小说经典之作中所描绘的困惑归根结蒂是经济的困惑，譬如《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烦恼（无房、奖金、送礼等）不过是金钱之累；《一地鸡毛》中小林的歉疚与欣喜不是与几毛钱的豆腐、节约几滴水少交丁点儿水费、800元微波炉等捆在一起吗？ 经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从未有过的沉重压抑着人们，燎燃起人们的生存焦灼与精神疲惫。 当代文坛不会忘记两位山东作家及其作品。前者是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它通过老少两代木匠在经济与道德的平衡木上的精神舞蹈，演绎着艰难的抉择过程。发人深省的是，作家最终投向了道德的怀抱。而后者，则是张炜的《秋天的愤怒》[①]，其中讲述的是女婿李芒面对大队书记、丈人肖万昌敢不敢为分地、做工说“不”的故事。令人欣慰的是，李芒跨越了政治与道德的樊篱，依仗着经济的力量，与丈人分道扬镳…… 今天的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这两个中篇，不能不惊异于作家的价值抉择。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同时更是一个必然的抉择。跨过这道经济与道德二元分离的门槛，中国新时期文学伴随着20世纪末叶（90年代）的历史车轮的轰隆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种往昔的以道德一统天下的价值判断局面不复出现，那种对经济行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主体意识被作家所进行的重新审视所取代，文学主流，正在超越道德判断的层面。 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的文学作品，其基础便发生了重大变更。存在决定一切，更何况文学尤其是小说，本就是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紧扣时代的脉搏，应和社会的震荡。因之，作家们面对新的现实生活必然会作出新的价值判断。 有几句王朔式的幽默语言最能概括现实景遇：“有什么不能有病，没什么不能没钱。”又曰：“金钱不能万能，没有金钱万万不能。”举目环睹，红尘滚滚，醉生梦死之徒挥金如土，蝇营狗苟者上窜下跳，出卖色相，撕裂人格，践踏神圣，玩弄尊严等等，几乎一切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变成了经济行为。即便文学，不也因为沾染上铜臭而成了“码字”、“操作”式的“集团行为”吗？ 与此相应，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印证不了人们的日常行为：道德与经济往往悖反，愿望与现实相向，随之，文学的价值抉择呈多元态势。 第一类作家如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张炜、北村者，他们往往以一种心灵的守望者姿态拒绝世俗的入侵，并进而要重整传统道德的律条，进行着现代的风车之斗。以梁晓声为例：梁晓声曾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中短篇小说书写着人类的理想主义壮歌。面对滔天的经济大潮，作家一如既往，以《1993：一个作家的杂感》和由中篇《翟子卿》发展而来的长篇小说《泯灭》以及《浮城》等，继续着作家的道德之旅。《泯灭》把“金钱乃万恶之首”的传统道德律条发挥到了极致：“我”与翟子卿乃世交，然而在金钱的面前不仅彼此地位（作家与商人、精神的富有者与物质的占有者）发生了逆转，“我”自身的心灵与肉体也经受着一次次猛烈的洗礼。而翟子卿，这个孝子，却最终栽在金钱的膝下，断送了母亲与妻子，自己也发疯进了精神病院——这一切难道不是对金钱的有力抨击吗？作家对“我”所进行的心灵拷问，难道不是道德的自我净化？在《泯灭》的扉页，作者题写道：“某些东西已在我们内心里泯灭，并开始死亡，某些东西已从我们内心里滋长，并开始疯狂地膨胀……”是什么在泯灭？良心、道德、正义感等；是什么在膨胀？金钱欲、虚荣心等。该书封面上，漫漫黄沙湮掩着一具只剩下少许头骨的人体。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寓意？缠绕着作家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情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