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在1986年 那仿佛是一场诗的狂欢节，一场充满戏谑、亵渎的诗的狂欢节。在那些时日里，有许多人玩得尽兴又有许多人望之瞠目结舌，有许多人欢呼叫好又有许多人摇头叫骂——那是在1986年。 要谈1986年的诗歌，不可不提《中国》。《中国》推出了诗歌的“新生代”，1986年7月号“编者的话”中有满怀激情的赞辞：“新生代——响亮而辉煌的命名，意味着整个地球进行着新阿尔卑斯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沸腾奔突的岩浆从地壳深处喷发，古老的冈瓦纳大陆终于在长期的摇撼中解体。”“新生代”的命名传达出求新求变的人们目睹新大陆诞生一般的喜悦。继“朦胧诗”后的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崛起了，他们就像刊登在《中国》1986年9月号的一首诗中所描述的现代舞蹈者：“他们是另一种存在／他们暂时什么也不相信相信了也很快忘记／他们不准备解决任何问题只是提出一些／问题／他们喜爱跳舞／跳那种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无规则的舞。”[①]后来，“新生代”诗人也被称作“第三代”或“后崛起”、“后朦胧”诗人，他们在1986年无拘无束地甚至嘻皮笑脸地闯上诗坛亮相，他们当时的一些诗作于今竟拥有了某种“经典”的意义。 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安徽《诗歌报》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据“大展”发起者统计，“1986年——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②]“大展”汇集了100多名青年诗人和几十家“诗派”的作品，成为“新生代”的一次集体出击。今天，我们读一读以“大展”作品为蓝本辑成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依然能够领略到当年的热闹。 诗派的取名已经能使我们感受到这一代诗人的叛逆姿态以及恶作剧心理。“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撒娇派”、“咖啡夜”、“三脚猫”、“四方盒子”……诸多新奇古怪的诗派名称显示出一场诗歌游戏运动的奇特景观。 形形色色的诗歌宣言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在一个狂欢季节青年诗人们自由野性的思想放纵和情感放松。“边缘诗群”说：“今天，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几乎是以殉道者的姿态加入了中国新诗的探索，一千面旗帜和一万个口号共同掀起了又一个巨浪。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这段文字真实地描述了1986年中国土地上那一场诗的“狂欢节”——只除了“殉道者的姿态”的体认。当时写诗的青年中并没有几个人抱有“殉道者”态度，这一点在10年过后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激情狂放的1986年，数十万青年演出了一场杂乱无章的大诗剧，喧嚣与混乱、吵闹与刺激、自由与冲动汇合在一起，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诗的神话。 一代年轻人选择“诗”作为自由的渲泄形式，这后面有悠远的民族背景。 在中国，“诗”从来不是一种专门的文学才能，不但文人写诗，武人也写，稍读过几天书的人谁不会诌两句？当过几天官的人用公款刻个诗集，也是世代相传的雅事。所谓“诗”的国度，便是说谁都可以充当一下诗人，诗是显示才具、体认身份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交际与应酬的工具，也常常成为风雅的游戏。在写旧体诗的年代，两千年诗歌经验的积累使熟烂的形式本身就具备了很高水平，稍具悟性的人很容易巧翻成意成句，作文字游戏和意象游戏。新体自由诗使一些人把写诗看成异常容易的事，无论多么不像“诗”的语言，都能以分行的形式写作和发表。与小说、戏剧相比，诗的写作有可能省略组织经营的功夫，具有相当的随意性与即兴性。在1986那文学倍受宠爱的年头，诗成为了青年表达情绪的首选形式。 1986年，中国的歌舞厅、夜总会还很少，音响发烧友、电脑发烧友寥若晨星，人们的主要文化消费方式除看电视外还是阅读。在那个年头，诗可以成为不需要投资的游戏。 当然，青年诗人们为诗付出了相当的投资——这不但指心血，也包括经济。那些铺天盖地的油印刊物大都是经济尚未独立的大学生从饭票中挤出钱凑来印的。在正式刊物不接纳他们的情况下，青年诗人只能以落后的印刷方式与传播方式处理自己的作品。 青年诗人多有被正式刊物退稿的经历，被社会主流文化拒绝的痛苦和激愤后来转化成了调侃的诗句：“我一式十份的手抄仿宋体诗稿被退回来了……我转念一想忽然大喊一声去他妈的发表。”（杭炜：《退稿信》） 1986年的正式刊物大多拒绝青年诗人“不正经”的诗作，《中国》也将不再是“新生代”诗的园地。被拒绝的青年成群结伙，走向小团体活动，青春时期“结党”的需要通过诗得到了实现。奥地利学者康罗·洛伦兹指出：“在青春这段时间和这段时间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毫无疑问的，人们都松懈下来，不再驯服文化里的传统仪式和社会标准，任由概念思想对他们的价值投以怀疑的眼光，而去找寻新的，也可能是更有价值的理想。”[③]在1986年，处于人生急风骤雨时期的年轻人与其它年代的青年一样怀有寻找价值的焦灼和与青春饥渴相连的反叛情绪。如果早生了20年，在1966年，他们可能站在红卫兵的队列里。如果早生了10年，在1976年，他们可能在“天安门事件”中扮演角色。也如康罗·洛沦兹所说：“假若聪明的煽动者借优美的诗句造成超常的刺激情境，抓住年轻人这个易被感染的年纪，他将发现很容易就可以带引他们的固定目标走向为他的政治目标效劳的方向。”[④]在1986年，在并无“聪明的煽动者”将年轻人的天然情绪引向政治的情况下，年轻人自己用诗这最古老的形式造成了新奇的“超常的刺激情境”，身置其中者所感受到的刺激性将不亚于投入政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