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秦地是文化与小说的厚土。倘从地域文化角度对20世纪秦地小说进行深入考察，便会看到，由于三秦文化的制约和影响，20世纪秦地小说主要呈现出四大文化主题：生存·创业主题，造反·革命主题，性恋·爱情主题，解脱·信仰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文化主题在滋生于本土文化土壤的同时，也复合、转化为地域文化的精神传统，对后续创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秦地小说 文化主题 地域文化 从历史上看，秦地诚是文化与小说的厚土。20世纪的三秦文化与秦地小说相偕而行的“文化苦旅”，则让人们尤其能领略到秦地作为“厚土”的特有风貌。[①a]如果说“文化涵括着小说，小说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②a]，而小说的“文化主题”既指主要的文化题材，又指主要的文化思想的话，那么，秦地小说家必然得益于作为地域文化而存在的三秦文化的滋养，秦地小说的文化主题也必然和三秦文化有着血肉相关的密切关系。仅就秦地古迹胜地所显示的地域文化景观而言，它们便形象地向人们打开了一本丰富的巨型教科书，给那些明慧的秦地作家带来了许多灵感与启示。比如从蓝田遗址、半坡纪念馆、轩辕黄帝陵、秦皇兵马俑、汉唐丝绸路、临潼贵妃池、马嵬贵妃墓、大雁塔、法门寺、楼观台以及李自成故地、延安宝塔和窑洞等古迹胜地所展呈的文化视象中，20世纪秦地小说家亦不难感悟到那隐现于历史烟云中的文化主题，并将其充分地展示在一系列作品之中。概而言之，20世纪秦地小说主要呈示出了深受三秦文化影响的四大文化主题，即“生存·创业”主题，“造反·革命”主题，“性恋·爱情”主题，“解脱·信仰”主题。以往我们较少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秦地小说及其文化主题，这里且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对加深认识和理解秦地小说或许不无裨益。 1 是生存还是毁灭？黄土地上的绿色生命似乎总要面临着这一严酷的问题。与绿色生命同在的秦地农人也是如此。在自然条件极其严酷的大西北，深重的苦难及其如影随形的天灾人祸，使这里的人们拥有着异常强烈的生存意识和创业冲动。苦难既消解着生命，又激励着生命。柳青在《创业史》开篇的《题叙》里，用不少笔墨来写秦地1929年发生的那次可怕至极的旱灾，[③a]写梁三怎样在逃难的人群中找到了快要饿死的一对母子，从而有了家，并一起顽强地挣扎着生存下来，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这种回溯“旱灾”的笔墨，确如日本学者冈田英树所说，“已经为小说准备好了1953年春的背景”。[①b]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也写了这次持续数年、死人达数百万的特大旱灾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民生民俗的事象，诸如赈灾、祈雨、暴乱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切的印象。 干旱，意味着生命之泉的枯竭，人性得不到生命泉水的滋润，即使没有泯灭，也极易变得愚鲁和火爆。尽管秦地除干旱之外，还有霜冻、冰雹、水涝等其他灾害，而且陕北、关中和陕南的灾情也不尽相同，但最数旱灾为害尤烈，对秦地人的生活和风俗影响也最大。 当然，天灾与人祸常常联袂而至，灾害的发生每与人间种种罪恶的统治、掠夺行为密切相关。《陕西省志·农牧志》在介绍近现代陕西农村“灾难深重”的根源时，便列述了这样几个原因：1.分摊赔款，加重农民负担；2.天主教案，干扰农民生产；3.镇压农民起义，破坏农业生产；4.鸦片入侵，大量侵占农田；5.旱灾频繁，民不聊生。[②b]由此可见“人祸”为害之烈远甚于天灾，并且，“人祸”还常常是“天灾”事象的深层原因。《白鹿原》第4章照引了斯诺《西行漫记》中的话说：“……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注重对人间苦难的“人祸”根源的揭示，本是中国20世纪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优良传统。作为“左联”作家的冯润璋，早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便以当时的中国社会为背景，状写秦地农人所承受的深重苦难，揭示了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等“祸陕”祸民的社会根源。如他的小说《逃兵》、《丰年》、《劈开来》等，就相当深切而又生动地展现了秦地农民的苦难生活，对地主逼租、官家逼税、军阀抓兵等社会怪现状给予了有力的抨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天灾人祸的理性分析态度，在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等新时期秦地小说中，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露，对人间“左祸”或极左之弊害给予了深沉的反思和批判。 秦地作家对苦难人生的集中关注，使他们既不淡化对天灾人祸的冷峻审视，又不忽视对秦地人承受苦难的坚忍品格的热烈称扬。有学者指出，苦难既能消磨生命热情，也能激励出英雄豪气，既能谱写出生存的种种悲剧哀曲，也能唱出豪迈激越的喜剧壮歌；有时坚忍会显示为一种刚强，有时坚韧升华为一种豁达，有时坚忍还养育了美。[③b]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一系列作品中，就在道德层面弘扬了黄土地上的男女老幼或父老乡亲从苦难中历练出来的高尚品格和刚强豁达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极写了秦地人创业的艰难、人生的曲折和求学的不易，远离鄙俗而归趋于崇高，展示了既古老而又现代的审美理想。贾平凹前期的《满月儿》、《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以及《浮躁》等，大抵都可视为志在改变穷困面貌的“创业记”，其创作主旨也应合着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当然，秦地作家中在营构“创业”史诗方面最突出的作家是柳青。他的《创业史》第一、二部，在集中揭示农民的生存经验和合作化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与曲折性方面，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要想彻底摆脱贫困，仅靠数千年习惯的个体自然经济和带有严重局限的个体现代经济，充其量只能缓解贫困，在现实中或可视为权宜之计。随着人们觉悟的真正提高和其他条件的完善，现代合作化道路（可以超越阶级乃至民族的界限）终必超越尝试与失败的层面，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要创大业以摆脱贫困并走上共同富裕和幸福的道路，秦地人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文兰在《丝路摇滚》中即写了现实改革中以狼娃为代表的西北汉子的艰难而又勇猛的探索。“创业难”的旋律再次响起。既善于写战争风云又善于写和平建设的杜鹏程就曾认为，和平年代的建设，并不亚于昔日战场上的拼杀。这在韩起的《水焚》、莫伸的《蜀道吟》等作品中也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