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而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这句著名的话一度在被用来为中国的所谓后现代写作进行一劳永逸的诠释的某个狂欢时期盛行之际，人们似乎确已相信了“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之类的大无畏宣示，甚至也毕恭毕敬地接受了“故事的死亡”、“小说的死亡”这样一些惊人的鉴定。“过去”瞬即瓦解，一种乐观超前的文学景象好像已近在眼前，然而，时间总有使事物重归自身秩序中的奇特力量，用不了多久，我们还是要回到老生常谈中去，我们仍须在自己的说话中把握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知觉与记忆必将重新验证我们的说话与思想。不过，任何喧嚣总要留下一点什么——在有关后现代写作的中国式讨论中，我们至少注意到一个词：话语。这样，当面对今日中国军事文学而旧话重提的时候，我发现“英雄话语”这一搭配是可取的，它介于“英雄话题”和“英雄神话”之间，比前者更宽泛，比后者更公允客观，或许还有那么一点文本主义的味道。中国军事文学的概念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尽管在今天的某些理论与批评中，它被向前回溯了很远，如“十七年”文学，延安文学，甚至本世纪初以来所有那些有关军事活动、军事斗争的文学表达都有可能被划入军事文学的范围。一般来说，20世纪中国军事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于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后来的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的惊心动魄的主题而促成了大量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产生，其高潮是“十七年”文学，这一过程持续到了80年代末。根据这个阶段军事文学的思想主题和意识形态特质，我们不妨将其称作中国军事文学的“英雄话语”时期。众所周知，英雄意味着超人和统一世界，是属于神话时代的产物，但中国军事文学“英雄话语”的出现，却是在一个急骤变化着的近现代世界的背景之下：就精神的发展而言，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作为文艺复兴结果的思想启蒙、价值分化等意识觉醒活动，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就社会历史的变迁而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国家的存亡，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也引发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反抗意识。一方面，近现代思想的演进使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的认识方面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切关于种族的、阶级的、国家的或宗教的神话都在被打破；另一方面，压迫与解放、自由与奴役甚至生存与死亡的民族命运抉择则首先激发起追求独立和自强的集体热情——这种热情本身即在呼唤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各种各样被过滤掉了人类大同理想的实用主义。这就使中国军事文学的“英雄话语”时期注定有一个单一价值判断的历史前提：英雄必须是狭义的，它指的是对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人民解放的战斗英雄，新生国家的建设英雄，还加上一些特定社会时期的道德英雄，在总体上，则是与民族解放、独立与自由的“伟大正统叙事”（利奥塔）密切相关的。“英雄话语”时期的全部经典即是那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过影响并流传一时的作品，如在战时的全民动员中，在保卫领土完整的斗争中，都能适时地产生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作品，这些作品创造并巩固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叙事正统。从美学来看，“英雄话语”时期的作品一般也并不是像人们后来评说的那样简单浮夸的，它们对民间和乡土传统的理解与吸收，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中具有强烈理想色彩和浓郁浪漫气质的东西，都有很好的感受与理解（对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曾予以充分的评价）。 “英雄话语”时期的终结始于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从军事文学创作实践的具体过程来看，“解放”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解放”也还是停留于皮毛的和纯技术层面上的，甚至表现为新的禁锢。如前所述，“英雄话语”时期除了有一个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内部”主题外，还有一个近现代世界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背景本身即从对人的再认识或者说存在本质方面对“英雄”构成了质询：在一个价值分化、思想多元和文明碰撞的世界里，“英雄”必须是什么意义上的？或者说，应当怎样多重地加以限制，“英雄”的意义才能得以确定？如此，中国军事文学“英雄话语”时期意味的英雄，与国情、历史、民族的政治选择就是密不可分的。而坚持单一价值判断的“英雄话语”无论在国家命运、民族利益和历史实践等方面有着多么大的道义成分，它也是以放弃一切别的价值选择为代价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英雄话语”所言说的那一价值（社会革命的理想学说）的否定或反动，而是说，就文化和文明的丰富价值，就人类进步与发展的理想而言，这种单一的、甚至具有排他性的选择是必然包含了缺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品总能够靠不断的翻案和闯禁区而获得轰动效应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话语”的终结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另一方面，从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的写作实践来看，也有构成对“英雄话语”解构的因素，这种解构可以被视为是军事文学发展过程中最能看出思想“解放”迹象的范例，但“解放”最终不可避免地都带来了新的禁锢。这一点，仅举一些作家和作品的例子就可以得到说明。朱苏进是最早试图摆脱“英雄话语”时代“伟大正统叙事”的作家之一，在这位作家的早期创作中，充满了对诸如职业军人、军人意识之类问题的固执思考，这挥之不去的情结虽然已经与经典“英雄话语”中时时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的革命乌托邦有了较大的区别，事实上却在着手建立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即“理想军人”的乌托邦，对军人气质、勇敢斗志、使命意识、牺牲精神一类“纯粹”价值的孤立强调成了支持这一新的乌托邦的惟一理由。“理想军人”乌托邦的坍塌是由于这种“理想”本身是来自作家出身及行业限制的，以至于到最后，好的文学的概念被缩减成了“好的军人”的概念。在这类作品中，那些因无缘参战而陷入了苦闷的军人们的尚武梦幻几近不可思议。再就是被称为“军营新写实”（农家军歌）的另一类作品：基层军官和士兵的乡土背景与出身藉着“人的真实”、“生活真实”以及“把英雄还原为人”之类理由而被展示出来：利益、欲望、生存困境与农村社会的底层心态暴露无遗。这类作品与朱苏进后期作品中对精于权术而又虚伪造作的中高级军官们的奴婢品质的杰出展览，共同构成了一幅过于丑陋乖张的讽刺画。这两类作品或因奇思巧智，或因逼真写实而赢得了不少读者，其实质却是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话语碎片。轰动一时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兼有着这两类作品的不同要素，但其中的爱国主题使它获得了一个相对而言是较为宽泛和崇高的终极。还有两部作品，对“英雄话语”时期的“伟大正统叙事”的解构意识似乎更明确一些。一部是乔良写于80年代中期的《灵旗》，另一部是朱秀海写于90年代中期的《穿越死亡》。前者对“英雄话语”中的胜利神话做了修改，首次言说了革命失败的残酷、悲凉与血腥代价；后者对“英雄话语”中罕见的死亡恐惧作了片面研究（之所以说片面，是因为这部作品除了对战场恐惧心理的外在描述外，并没有触及到生与死的深刻主题）。真正值得一提的是莫言写于1987年的一个短篇小说《革命浪漫主义》，这可以说是解构“英雄话语”的一篇经典之作：在雾气缭绕的温泉疗养室内，一位坦言人生世故的老红军与一位乳臭未干的年轻伤兵的对话，揭开了笼罩在革命神话中的浪漫主义雾霭，诙谐、超然而又不失真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