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文学的社会批判大潮过后，一种走向日常生活的写作悄然兴起。与情感浓烈、金刚怒目的批判潮相比，它风和日丽，安静平和，它没有宏大的社会目标和英雄惨烈的战吼，意识形态的背景已经大大淡化，东方古老的风情却成为主要情调得以凸现，它如诗如画，如梦如烟。在文学的“战乱”中它仿佛是一片远离“兵荒马乱”的世外桃园。当然，在宏大的社会批判潮流风行文学界的时代，它们是不被注意的。在文学的批判职能被推向首要位置的时候，它的审美功能自然要被削弱并受到轻视。然而，这一并非源于倡导，而是“自为”兴起的文学趋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它深长悠远的境界，充满怀旧情调的叙事，以及平安素朴的表达，日渐深入人心，它没有轰动性的效应却赢得了久远的审美魅力，尽管当时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推荐和评价。 这一现象，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并非偶然。那些游离于时代主潮，具有“唯美”倾向的作家作品，命定处于边缘而鲜有问津。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废名、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以及早期的冯至、何其芳等等，他们的清新、细致、哀婉或感伤等写作风格，尽管独树一帜，显示了不寻常的文学成就，但概因与现实的功利目标不相符，而难以走进生活。主流意识形态无可非议地成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它倡导作家关怀现实、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原本是不错的。但这一倡导一旦形成制度化、合理化，并以此排斥不能纳入这一制度规约的作家作品，使他们得不到“合理化”的解释，则必然导致一体化和“霸权”话语的形成。百年来，被边缘化的作家作品大多由于与现实的疏离，源于他们对个性化的顽固坚持。不同的是，在80年代初期，这一潮流又能够再露端倪，它虽然不被举荐，但能够面世，业已说明时代的宽容和进步，同时也说明了文学审美追求的难以旋灭。 1.东方风情的追寻 文革后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呼唤和强调，曾被认为是一种极其重大而迫切的事情。这一呼唤不止是针对阴谋文学的“假大空”，同时也强调了要恢复过去的文学传统，以“现实”的态度关注时代新的变动，使文学加入到“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但是，“现实主义”一词的内涵显然有不同的理解。百年来，对现实主义的历次阐释，都程度不同地隐含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导引，它的所指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新时期的现实主义，从理论阐发的依据来看，它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如对真实性、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细节、本质等概念的大量使用；但从创作实践来看，它又多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特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社会批判的其它作品，都具有揭露阴暗、鞭挞时弊的功能。因此，当实践的现实主义真的得以恢复之后，它又无可避免地要与现实产生抵牾。“文化英雄”们纷纷检讨，并使批判的锋芒锐减，已说明，文学的“主义”在现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社会批判文学的受挫，并不是具有东方浪漫情调作品“应运而生”的逻辑起点。就中国而言，现代性的追求虽然自近代以来就呼声不绝于耳，但它多限于上层知识分子的文化表达，广大的领土上依然是古风依旧的传统生存，那形态久远并不可更改的风俗风貌，代代相同，绵绵不绝。许多作家先后离开了那里，来到了标示现代文化中心的大都市，但乡土中国留给他们的情感记忆并未因此而远去。特别是体验目击了城市的罪恶之后，对乡土的情感怀恋，几乎成了所有来自乡村作家共有的“病症”。这一现象，一方面使他们获得了同底层人的情感依恋，使他们在精神上有一个依托，一方面，梦中的追寻和叙事，又使他们保持了文学上的东方韵味。这种现象自鲁迅的《故乡》始，到沈从文、巴金、孙犁、赵树理、“山药蛋”、“荷花淀”乃至“知青文学”，一脉相承。其间虽有不同的变化，但乡土中国的“梦中情怀”却依稀可辨。 因此，80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并非突如其来。不同的是，与现实关系习惯性紧张的心态，才对这种风格因无以表达而保持了短暂的缄默。80年代最初两年，汪曾祺连续写作了《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晚饭花》、《皮凤之楦房子》等小说。这些故事连同它的叙事态度，仿佛是一位鹤发童颜的天外来客，他并不参与人们对“当下”问题不依不饶的纠缠，而是兴致盎然地独自叙说起他的日常生活往事。 《受戒》，本应是写佛门故事的。但小说中的佛门显然已经世俗化，那个叫明子的和尚，不仅可以随意地同女孩小英子交往而其它和尚也可娶妻生子，赌博骂人，高兴了唱小调，过年也杀猪吃肉，不同的只是例行公事地念一通“往生咒”给世人听。佛门的戒律清规荡然无存，即使是在做法事放焰口时，和尚们也一如游戏，年轻和尚甚至大出风头，引些姑娘媳妇私奔快乐去了。因此，在庵赵庄，和尚与俗人并没什么不同，它极类似一个职业，如同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一样，明子的家乡就出和尚。出和尚也成了一种乡风。因此，家里决定派明子出任和尚时，他绝无悲戚伤感，甚至认为实在是在情在理，理所当然。这佛门再也不是看破红尘的避难所，也不是为了教义信仰的圣地，佛门再无神秘可言，它同俗世已没有了界线。和尚与俗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明子初识小英子时，两人有一段对话： “你叫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