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阵容发生了全面而显著的调适互动，并在后期涌现出一批介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的新型小说。他们以赵树理、徐訏、无名氏、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作家。这使“五四”以来的雅俗对立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阵容发生了全面而显著的调适、互动。新文学小说增多了人物的类型化，相应减少典型化，情节技术普遍受到重视，语言上自觉追求大众化，风格上自觉加强趣味化，而通俗小说则经历了一个复杂错综又不约而同的雅化过程。总的趋势是对立消解，双方靠拢、融合，彼此取长补短，这表示出雅俗格局在从“五四”开始的长期“冷战”之后，迎来了一个多极时代。抗战时期雅俗文学的互动，终于在后期酿造出一批介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的新型小说。它们以解放区的赵树理，国统区的徐訏、无名氏，沦陷区的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作家。至今的文学史教材，实际均为雅文学史教材，这些作家置于其中，显得独门独院，与总体略有不和谐之感，而不置于其中，又使总体似有某种缺憾，凑不成“全家福”。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混血儿”。 赵树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他首先是个出色的“庄稼人”，各种农活不但拿得起、放得下，而且精通到了宛如“庖丁解牛”的以劳动为艺术的境地。然后他是个出色的民间艺人，“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而且练就一种绝技，能一个人打鼓、钹、锣、旋四样乐器，并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1）]。此外他还懂得阴阳风水，测字占卦，还“略通医道，常替人家号脉开方”[（2）]。可以说，赵树理是农民文化的“万事通”，“他哪里象个文人、作家，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灵、农民的形象啊！”[（3）]因此，赵树理很早就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把自己作品的接受者定位为农民。于是，他的“俗”便处处是针对农民、围绕农民、为农民考虑、让农民喜欢的。中国工业化历史短，几乎每个人都是农民后代，每个人都能欣赏农民之“俗”。这种俗的形式首先表现为故事化。赵树理每篇小说，都是一个首尾完整、情节曲折的故事，每个故事又由若干小故事组成，如《小二黑结婚》的12节即12个小故事。其次表现为评书化。赵树理讲：“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赵树理的故事，书场化效果极强，讲究板眼、关节、交待、明暗等，他认为“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4）]。赵树理的作品极易改编为说唱文学和小型戏曲，许多学者也论述过它们与古代白话小说的关系。达到评书化效果的关键是叙述语言既要口语化，又要普通化，其对立面则是“学生腔”和“方言癖”。再次是趣味化，通过给人物起绰号，描摹喜剧性细节，巧语妙喻等手段使故事表层具有强烈的包装吸引力。这几种俗化是赵树理的刻意追求，追求故事化、评书化、趣味化，当然就放弃了书卷气、文人味、含蓄感等。有些论者一方面肯定赵树理的追求，另一方面却批评他“缺乏暗示，一览无余”，“大团圆”，“农民趣味”，“不擅长心理描写”等等，未免是求全责备，硬要甘蔗两头甜了。事实上，赵树理的艺术形式尽管是俗的，但毕竟不等同于故事、评书和笑话，其中亦有雅的成分，只是已经如糖入水，与俗溶为一体了。 试以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为例，分析一下他作品的雅俗动态。《小二黑结婚》作为一个叙事文本，是以较低的文类姿态——故事——出现的。题为“小二黑结婚”，但“小二黑”并非明确的“第一主人公”，“结婚”也只是到了结尾才一笔带过。实际上小说讲的是“小二黑结婚”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前五节逐个介绍人物，接下来展开矛盾冲突，最后善恶各得其报，团圆收场。这个布局是典型的评书体，线条清楚而简单，与民间传统戏曲非常近似。 布局的程式化之外，人物也是按戏曲“行当”设置的，生、旦、丑加上青天大老爷。重点在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喜剧人物身上。故事从他们开始，也以他们结束。三仙姑这个形象，本具有严重的变态心理。她利用女儿的姿色招引青年男子，再企图卖出女儿以消除“情敌”。按新文学的传统，这正是挖掘人物心灵、深化作品主题之处，这个形象完全可以写到如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金锁记》）、梁太太（《沉香屑：第一炉时》）和霓喜（《连环套》）的深度。但是赵树理没有那样写，他甚至连普通的心理描写都舍弃了，最深只写出“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样的代言式心理活动。作为一个“通俗故事”，他主要从外表的特征和言行来丑化和批判这个形象。但吸取新文学之长，作品中没有传统通俗小说所常见的直露的“揭短”，也没有放纵鄙陋的粗话。像三仙姑年青时的风流史，作品只写道：“村里的年轻人们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既幽默又含蓄，格调不俗，显系经过用心提炼，作品还借助围观等视角转换，使人物线条更加浓重。兼取雅俗文学之长，人物形象既富于典型意义，又合乎程式化规范。 在主题上，作者也将新与旧结合得很成功。作者没有直接显露歌颂主题，而是讲述民主政权为百姓做了实事。把共产党为民作主的思想不动声色地装进“才子佳人受磨难，奉旨成婚大团圆”的框架中。 《小二黑结婚》实际有两组矛盾。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一是受到父母的阻挠，二是受到金旺弟兄的破坏。最尖锐的矛盾是第二组。由于金旺弟兄对小芹心怀鬼胎，他们便利用权力，一定要置小二黑于死地。小说的真实素材中，小二黑的原型——岳冬至，确实是被村长们活活打死了。为什么革命政权中经常出现金旺弟兄这类人，这类人把持革命政权后会给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他们是如何利用革命的名义和传统的伦理观念来损公肥私，使革命发生质变乃至成为反革命，等等，这些严肃的课题理当成为新文学作家探讨的对象。但《小二黑结婚》将这两组矛盾混合搅在一起，由“区长”一并解决。“区上早就听说兴旺跟金旺两个人不是东西”，于是押起来送到县里判刑。把一个严肃的问题简单归为个人品质问题，这正是迎合农民的简单的是非观念。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就因为赵树理要“照顾”读者爱听故事的习惯。通俗的故事帮助作者宣传了婚姻自由、迷信可笑，歌颂了民主政权，但同时却把问题不知不觉间比附到“好事多磨”、“清官断案”的传统模式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