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林语堂中西文化观的出发点是人生而不是文化。从这一点出发，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他的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代，林语堂极力倡导西方文化，提出“精神之欧化”的主张；30年代，他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在批判的同时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中与他的中庸与近情人生观相符的部分；1936年移居美国后，他则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逐渐形成了集他的中西文化观之大成的“中西融合”理论。 在近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上，不仅有着一大批将西方文明和文化介绍到中国的作家学者，也有着一批向世界介绍中国，帮助世界了解中国的有识之士，如赵元任、胡适、陈福田、董作宾等。如果说，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完成的是从内部武装中国，使中国具备走向世界的能力，那么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则担负起了为中国走向世界铺路架桥的重任。在这群架桥者中，林语堂是成就比较显著的一位，他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都曾在西方引起轰动，被译成多国文字，其他作品也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艾迈拉大学校长曾盛赞林语堂“以深具艺术技巧的笔锋向英语世界阐释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1]，《纽约时报》也登文称他的书“使人得到很大启发”[2]。事实上，如果我们谈林语堂而不谈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做的贡献，就不可能对他有深刻的理解，因为林语堂这一生就是以“向东方人介绍西方，向西方人介绍东方”为己任的。 脚踏东西文化 要阐释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首先必须了解东西文化对他的特殊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明白，为什么40年代在新文学大量吸收借鉴西方思想文化的时候，林语堂却选择了向西方介绍中国这一相反方向，也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中西文化观上，他会最终采取不同于五四文学主流的立场。 林语堂生长于福建，那里是中国受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地方，林语堂的父亲就是基督教牧师。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不仅使他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得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中国当时最好的基督教教会学校读书，在《八十自叙》中林语堂说，“圣约翰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的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令我确信西洋生活为正当之基础。”[3]基督教对林语堂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他很晚才真正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据林语堂自己说，他重新执毛笔，写汉字，读中文，是在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浸淫于故都的旧学空气中”[4]才开始的。这段经历一方面使他对西方和东方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想观念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又使他无论对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感悟都不深入，任何一方对他都不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就西方文化来说，从小的耳濡目染使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仅处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领域，而且也包括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层面，不仅学习到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也接触到它的糟粕，这就使他不同于那些专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而能比较全面地审视西方文化，既接受它的基本思想，又不会过于迷恋；就中国文化来说，早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使他不可能如五四时期中国的其他思想家一样，真正彻底感悟到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不可能像鲁迅那样深刻认识到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从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可能彻底，但另一方面，从书本而非现实生活进入中国文化，也使他较能超越现实需求，在一定距离之外审视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思想精髓，其结果，便是使他既不会彻底接触，也不会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而是站在两个文化的交界点上，既兼容并蓄，又左右为难，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5]。 这里便涉及到他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所持的批判态度。他说他之成为一个“超然独立的批评家”[6]是从给英文刊物Little Critic写稿开始的，这基本是正确的。所谓批判的态度，林语堂认为是一种现代的和西方的文化立场。批判的态度与那种信仰思想界权威的态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苟同、不轻信，“不认为世上有任何理所当然的事”[7]，一切皆“自个人内心生出”[8]。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批判的态度既反对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主张“全盘西化”的革新者，又反对对传统文化大肆吹捧，彻底排斥西方影响的保守者，而是“权其轻重，知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9]，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对中西方化进行理性分析、合理取舍，从这一点说，林语堂的批判的态度与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比较接近。正是这一在30年代形成的批判态度使林语堂后来能够超越早期从“情感意向”[10]出发批评中西文化的做法，有助于他尽量客观公允地对待中西文化。 此外，20～30年代中国出现的各种思潮，两次世界大战暴露出的西方危机，以及林语堂个人用英语写作和移居海外的经历，都对他中西文化观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可以说，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他个人经历和思想取向的结果。 放在人生的天平上称一称 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逐渐深入的，洋务运动时中国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军事、物质文明，百日维新则主要是先进的政治制度，而到了五四时期，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已深入到思想意识层面。在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要解决的已不再是如何在旧体系中容纳新因素的问题，而是在中西文化间孰取孰舍的问题，是两个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体系哪个更优越、更有活力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需要一个立足点，林语堂在他中后期成熟或趋于成熟的中西文化观中选择的，是一个可以独立于单一文化体系之外的人生标准。在《谈中西文化》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11]，“把东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平上称一称，才稍有标准”[12]。林语堂认为，评判中西文化哪个更有价值，或中西文化中哪些成分更值得发扬，要看哪个更能使人生趋于完满。 林语堂所认为的完满人生，从他对中庸生活的提倡，对孔子“近情”的褒扬，以及在诸多作品中正面描绘的人生态度来看，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现世生活的喜爱与投入，“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性”[13]。事实上，林语堂心目中的现世生活与中国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生活情趣有些接近。在他看来，人生的真谛既不在“名利权”，也不在“超凡脱俗”，而是“在于享受淳朴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关系的和睦”[14]。他认为西方人虽然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却不懂得如何去享受它，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因此真正了解人生乐趣的是中国人。不过，林语堂的理想人生并不是完全复古的，事实上，他一直主张中国加强现代化建设，认为在当今世界局势下，只有有了强大的物质文明才可以谈精神的建设，他反对的不是物质或现代化本身，而是对物质的极端追求，认为它破坏了人类领略人生幸福所必需的健康心态；其次，完满的人生还包括人格和心态的健全，这种健全的人格，林语堂常用“近情”一词加以概括。一个近情的人是最接近真我的人，他愉快幽默，亲切和蔼，关心生活问题；他不会狂热武断，不会为金钱、名誉、权力或社会而扭曲自己的个性；他的心态介于动静之间，既有西方人的追求精神，又像东方人一样含藏若虚；既温文尔雅，又快乐活泼。林语堂宣称，“这种和谐的人格也就是一切文化和教育所欲达的目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