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日期：1997-2-18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博士 邮编：100720 内容提要 本文对林语堂的人生哲学——紧紧贴近人生本相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大多数作家信奉的是形而上的人生哲学，即注重人的理想、价值、逻辑和意义等方面的探寻。而林语堂则不同，他倡导一种更实在、更真实具体、更生活化的人生态度，即更关注人的衣、食、住、行、性，更关注人的情、理，更关注人的快乐和幸福。作者还在中西文化大背景下考察了林语堂这一人生哲学形成的诸多复杂原因。 关键词 林语堂 人生哲学 人生本相 如果说鲁迅、巴金、曹禺和冯至等中国现代作家有着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大概没有谁会表示反对；但说林语堂有着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恐怕就少有人赞同。事实上，林语堂的人生遭遇和文学创作都充满悲剧感，即使他头上的耀眼光环和作品中诗化的语言也包裹不住那丝丝缕缕的悲凉与忧伤。概括说来，林语堂的生命悲剧意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死亡”的深切体认；二是认为世界与人生不过是一个“戏台”。应注意的是，林语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尽管有着悲剧性的一面，但又有着达观、乐观和积极进取的另一面，从而使林语堂的人生哲学有着独特的方式和价值意义。 在林语堂看来，既然生命是如此短暂，人生是如此富有戏剧色彩，那么，我们就不能远离人生去作关于天堂、天国等彼岸世界的玄邈沉思，也不能背离人生的根本而奢谈理想、价值等形而上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认为以往我们的哲学、文学、文化都发生了偏误，即离人生本相太遥远，总让人有扑朔迷离之感。他认为：“今天我们所有的哲学是一种远离人生的哲学，它差不多已经自认为没有教导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智慧的意旨，这种哲学实在早已丧失了我们所认为是哲学精英的对人生的切己的感受对生活的知悉。”[1]因此，林语堂倡导回转到人生上来，尤其紧紧贴近人生本相即生活上来。他甚至不无夸张地说：“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作课本。”[2]“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未想到过。”[3]这里，林语堂把人生、世界的复杂性还原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既然“日常生活”离人最近也最为普遍，那么，它就是人必须关注的“中心”，换言之，对人的衡量标尺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即是他的“生活状态”如何？他的“生活观念”怎样？林语堂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世界和人生，并对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的。 1 对人的衣、食、住、行、性等各种偏于物质行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是林语堂的一个重要视点。林语堂曾在《生活的艺术》中专论《西装的不合人性》，文中虽然没有一概否认西装的价值，但对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体型，不分场合，均套上西装的现象，给予认真的批评，认为这既不科学，又不卫生，还不舒服，更不自由；相反，林语堂认为中国的服装是合乎人性的。在《论天足》一文中，林语堂不仅批评了古代中国女子缠足的落后风俗，也嘲笑西方现代女子穿高跟鞋的非自然现象，二者均属违反人性的。林语堂认为穿高跟鞋是“思想上缠足运动正在开展下去，甚为得势。弓鞋思想，虽已打倒，而高跟思想相继之而起。高跟思想，虽属舶来革履，以之笑弓鞋思想之国货，为理亦未甚平。”[4]在《吾国吾民》中，林语堂写了《日常的娱乐》，热情关注女子与衣饰的关系问题，作者引李笠翁的《闲情偶记·声容部》，极其赞赏李笠翁的观点：“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不仅如此，林语堂在小说创作中非常注重衣饰，在《奇岛》中甚至说：“衣服就是文明”，“我无法想象，一个文明社会中女人会不想美化自己。”“女人打扮的本能完全是自然的。”[5]因之，我们看到林语堂非常注重对女性形象“衣饰”的细致描绘，注重人物与衣饰的谐和。如写红牡丹在丈夫丧礼上，“她戴着尖尖的粗白布帽子，身子罩在宽大的粗白布孝袍子里。”[6]仅用“宽大”二字就把红牡丹随便，任性、懒散的性格表现出来了。再如木兰与丈夫的情人约见，林语堂这样写她的装束，“木兰今天来穿的是一件鲜艳的厚蓝色旗袍儿，是用老贡缎做的，人都说这种料子是皇族穿的，这料子原是她的嫁装，现在按最新样式剪裁的。今天她戴着奶罩儿，可以说当时是最时髦的东西，她的腰细，头发漆黑而浓厚，两眼是秋水为神，双眉画入两鬓。”[7]木兰是一个喜欢素雅衣服的女性，尤其到了杭州，她更喜爱农妇的自然天成，可上面的一身打扮显然是有意为之，象“鲜艳”的“皇家料子”，象“最时髦”的“奶罩儿”，等等，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改变木兰高雅、质朴的衣着特色，反映了木兰本性上的高雅、纯洁与姣美。二是饮食问题，林语堂涉及的饮食问题包括许多方面，饭、菜、烟、酒、茶等都属于饮食问题，但概言之，或是属于“吃”，或是属于“喝”。林语堂作品涉及饮食问题的更是不胜枚举。《辉煌的北京》第九章《民众生活》里写到北京著名的餐馆，象乐兴楼、正阳楼、宜坊店、砂锅居，从而介绍了芙蓉鸡片、烤羊肉片、烹蟹、烤鸡、猪杂碎等美味佳肴。象《生活的艺术》中《茶与交友》、《淡巴菇和香》、《酒令》、《食品和药物》里，林语堂极其详尽地谈到茶、烟、酒等的独特效用及其价值意义，它们在人生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不仅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对人的性格、兴趣及心境都有积极的作用。林语堂甚至将之与历史上重大的发明相比较：“我以为从人类文化和快乐的观点论起来，人类历史中的杰出新发明，其能直接有力的有助于我们的享受空闲、友谊、社交和谈天者，莫过于吸烟、饮酒、饮茶的发明。”[8]“吃”是林语堂特别倾心的，因为食物在中国已不仅能供人热量与体力，而且它也是药品，可以用之健身、治病，并且食物又不象西药那样有副作用。在西方，饼类点心花样繁多，而菜肴却过于单调，林语堂认为这是对人生对生活缺乏了知有关。所以林语堂倡导树立“吃”的人生观：“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吾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这个态度颇关重要，因为吾们倘非竭诚注重食事，吾人将永不能把‘吃’和烹调演成艺术。”[9]在文学作品中，林语堂经常写到“饮食”这一人生重大问题。在《奇岛》中作者高度赞美烟、酒、茶、美食等的价值意义，赞美美食厨师乔凡尼高超的烹调艺术。作者借岛上哲学家劳思的话说：“若没有厨师和音乐家，生活也就不值得过了。劳思很用心寻找厨子，以维持岛上优良的烹调传统。这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项目；美酒、歌唱、美食和美女构成了舒适生活十分之九的条件。”[1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林语堂通过散论和小说创作向我们系统地展示了“饮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民俗图景，也使我们有着亲切而真实的感受。三是居住休卧问题。林语堂在许多地方谈到住宅庭院的结构，即除了住宅之外，有院、有园、有地，在这里既可以种树、种菜，也可以安置假山，还可以种草、养鱼。而这种复合式庭院结构具有曲径通幽的特点。在这样的地方居住，人的心性可以得到自然发展，在与自然美景的融合中使心灵安然平和。相反，现代许多人的住宅变得象鸽棚一样，其中虽然装有电话、电键、衣橱、橡皮垫子、钥孔等设置，但人们身处其间渐渐与外界与大自然隔绝了。另外，林语堂认为：“从中国建筑的非规律原理，吾们以人类奥妙的想象力发展一种隐藏奇特的原理，它可以实现于富贵人家的别墅，也可实现于贫寒书生的居室。《浮生六记》中便是这个原理的重要记述。依照他的计划，据这位作者所说，可以使一个寒儒的居室布置得充分美观。这个原理有一个公式可表示出来，叫着‘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11]在《京华烟云》中，作者写到姚家的王府花园，也写搬家之前的姚家旧宅。写大花园可见其细微处，而写旧宅可见其广博，且虚实相映，各成天趣。林语堂还把住宅庭院的设置与人的性格联系起来，他曾借曼娘的视角描绘说：“曼娘这时才开始了解木兰之卓然不群与坚定自信的风度，是由于家庭气氛所养成，如天花板，屋子木造部分，窗子帷帐，床罩被褥，古玩陈设架子，字画条幅，矮脚硬木桌子，带有老树瘤子的花几花架，以及其他细小精美的，也可说过度精美小什件，件件足以证明他们生活的舒适安乐。”[12]林语堂还曾表示说，住室应该七分整洁三分零乱方好，这样，人们生活期间才能觉得自然、安逸。另外，对卧床林语堂也十分重视。既然人们每天都难免睡眠，并且睡眠占去了人们相当多的时间，那么，卧床就应该认真对待了。林语堂说：“事实上，躺在床上偏偏是人生之一部，而且人生七十岁，躺床三十五。”[13]因之，林语堂非常讲究睡床的样式、结构，更讲究卧床时的姿式、角度、心境，以便达到放松、自由、安静与沉思的效果，因为“人生真正享福的事无多，而跷起足弯卧在床上居其一。”[14]四是“行”的问题。林语堂一生喜欢散步和旅游，他曾著文谈及散步和旅行的含义与乐趣。他曾在《旅行在享受》一文中提出三种虚假旅行：或求心胸的改进；或为谈话资料；或预定旅行游览程序。林语堂认为这些都是不明白旅游的真义。针对这种虚假，林语堂提出真正的旅游应该是：忘其身之所在，忘怀一切；旅行家应成为一个流浪者，享受流浪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欲念；不为看什么事物，只为看松鼠、云和树，甚至看虚无。林语堂小说中有个特点，即结构的“记游”性质，就是说，以某人某些人的“行踪”为线索来构筑全篇。《京华烟云》以木兰等人的逃难为线索；《风声鹤唳》以老彭、丹妮、博雅等的旅程为线索；《红牡丹》从红牡丹送丈夫灵柩回乡到与孟嘉进京构成作品主要线索；还有《朱门》、《苏东坡传》、《奇岛》等都是如此。虽然这些作品中的“旅行”未能达到林语堂关于“旅行”的真正含义，但显然反映了林语堂对“行”的重视。五是“性”的问题，林语堂曾说：“但是我所见之声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而吾与子所共适。’林子亦愿与东坡共适之。”[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