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这是中国学术史中的代代相传的佳话。但是，左丘与孙膑的传说，毕竟离我们十分遥远了。著书故事的真实性，也很难去考证清楚的。然而在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却有一个当代史家，在失明膑足的情况下，用了十年的光阴，完成一部八十余万言的大书奇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与他的最后著作《柳如是别传》。1964年夏，该书完成初稿时，陈寅恪先生已七十五岁，正如助手黄萱所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慨。”有陈先生和他的著作的真实存在，使我们相信左丘所代表的传统，依然在中国纯正的知识人血脉中的慧命相续的存活。但是，《柳如是别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陈寅恪先生为什么在晚年花这么大的心血来为一个名妓作传？这本书在陈先生的著作，以及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近年来，有关上述问题随着陈寅恪学术与思想的逐渐被理解，不仅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且引发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相信，名著的命运，正是随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其内涵。所以，陈先生的这本书的命运也是如此。在这篇文章里，我打算就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意见，稍加疏理，述其大要，最后也表达个人对这部书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的一点想法。是为引言。 一、《别传》的撰述主旨研究综述 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关于陈寅恪的研究论著呈逐渐上升趋势。《别传》的研究也正走向深入。笔者根据目前的资料[1]，将有关《别传》撰述主旨的意见归纳为七类，简要介绍如下： （一）辨诬说 汪荣祖于七十年代撰写的专著中，认为寅恪之歌颂柳如是，同情钱牧斋，可谓是翻案文章。书名由《钱柳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原因在于“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黄裳在一九八二年写的《关于柳如是》一文，也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著作。陈寅恪因为同情柳如是，所以撰作此书为柳如是辨诬。这一说法，本来可以代表那些原先多少从野史笔记或道听途说知道一点关于柳如是其人其事，但又并没有通读（更谈不上细读）《别传》的人们的直接印象。但是黄裳虽然对于钱氏的抗清事迹以及柳如是的政治才华多有肯定，但却又认为陈寅恪的辨诬是不值得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毕竟只是个放诞不羁的风尘女子，末代交际花一类的人物。她与陈子龙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名士与名妓的风流生活；而她最终归钱牧斋，也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考虑。黄裳明确表示不能同意陈寅恪先生的辨诬。他认为柳如是则由原先的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变而为一个大地主的夫人，并不值得为她申冤。而河东君柳如是之所以做出许多蔑视封建礼法、使当时的正人君子们攒眉怒目的事，也不过是腐朽的地主阶级本质的表现，并不值得陈先生为之曲辨的。黄先生的文章体式，属于书话而不属于书评。书话作者往往借一本书进行自己的杂文散文的写作，他有权不顾原书作者的用心，也不必理解原书作者的用心。甚至要求书话的作者去通读原书，或许是一件过于认真的事情。更何况，关于地主阶级云云的说法，带有过去时代的思想斗争气息，很难说是严肃的学术讨论。只是作为历史对于一部名著的接受痕迹，这里也聊备一说。 （二）自遣自证说 汪荣祖又明确提出自遣自证说。关于自遣，他认为“寅恪投射一己于三百年前，犹如观剧者与剧中人同化，实为其兴趣不坠的源渊。……而于神往之际，伤古抚今，常常不能自己。因寅恪之思想虽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恋旧文化与旧社会，自五四以还即觉扦格不入。晚年社会与文化之变动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浑忘现实之痛苦。寅恪笺释钱柳诗得到精神上之乐趣，自无可疑。”关于自证，他说：“《柳如是别传》一书卷帙浩繁，考证烦琐，集寅恪一生著述‘笔法’之大成。寅恪欲藉此书自验学术之深浅以及留示后人其史学方法的范例。”他还举证说，书成之后，陈寅恪嘱其助手黄萱写文章总结他如何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这正是当事人表明此书的撰述动机的直接证据。依汪氏此说，《柳如是别传》并无学术思想史上重大的深意，只是一部十分偶然、充满个人学问经历特殊因素的著作，至多只有史学方法典范意义。 （三）复明运动史 持这一说法的有王钟翰、王永兴、何修龄等人。这些人或是明清史研究的专家，或陈寅恪先生的高足。他们对于《柳如是别传》的重视，正标志着对于《柳如是别传》理解的深入。早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有关陈寅恪的讨论会论文集中，何修龄就有《柳如是别传》读后的专论，就笔者所见，这是第一篇系统评价《柳如是别传》的专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从表面上看，全书以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为最长，占整个篇幅的五分之二，比第五章《复明运动》还多出将近一百页。但根据作者在本书第一章《缘起》中所说的力求窥见钱柳在亡国之后的“孤怀遗恨”，以及珍惜引申其中“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可以说，“第五章《复明运动》实际上是全书主旨所在。”何修龄评价说：关于复明运动“以往人们知道的只有其中个别的或少量的史实，单个人反清复明的思想情绪，个人或极少数人自发的反抗等局部活动，人们知道的还有各地规模不等的群众武装起义，却没有明确意识并提出过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这种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民族抵抗运动的潜流，更不知道这种运动曾在‘绸缪鼓瑟之小妇’推动下展开。”而陈寅恪提炼出许多史实，发现许多“待发之覆”，并加以考证、研究，把隐藏得很深的历史真相揭示出来，“是一项全新的发掘和概括，一项重要的科学成果。”王永兴拈出《柳如是别传》中“然此文主旨在河东君一生志事”一句警策语，指出所谓河东君之“志事”，正是陈寅恪不断提到的“三户亡秦之志”，或曰“哀郢沉湘之旨、复楚报韩之心”，或曰“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河东君虽坚持参加复明运动，而未能获得成功，但陈寅恪不以成败论英雄，尊崇气节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现，也是她的立身之本。而陈寅恪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撰著此书，阐扬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意义与欧阳永叔著《五代史论》的学术思想意义相同。王钟翰进而在陈寅恪的基础上继续考辨，补充材料，认同陈寅恪关于钱柳因缘由言情之儿女，变而为爱国之英雄的说法，并提出柳苟不择钱则名不扬，钱不得柳助而反清复明之志不坚，两者相得欲彰的新见，以张大陈寅恪关于钱柳共同参预复明运动的观点。总之，“复明运动”说，明显地比上面的两种说法提高了很大的一个层次，更能真实切近地理解《柳如是别传》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