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遗民心态”与“角色化”》一文中曾说： 谈明、清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便是“遗民心态”。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王国维、陈寅恪，几百年间，文人多讲“气节”，有趣的故事不知流传了多少。“气节”当然可做分析。明末清初的“遗民”反抗外族入侵，是一种“气节”；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能不能也算品性高洁？这些人都生于两个朝代之间，也都是新王朝的不合作者。因为失望于新朝，便不免留念旧朝。失望之中也常常寄情于旧朝文化，以往昔的时光驻足生命。陈寅恪或许例外，他比顾炎武、王国维还是进化了。这里颇有点儒家“杀身成仁”之态，细说起来，是民族的良知，其态颇为感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的精神，常常在这种心态中闪烁着。 但“遗民心态”有一个问题，一是为旧的主子守节，今人看来，便不免迂。王国维算是懂尼采、康德的人，偏偏在生存信念上，摆脱不了皇权的影子，便显得可笑。顾炎武到明陵拜谒亡灵，悲慨之气撼天动地，不免还是有点文人的奴气。这都是旧式文人，用今人的尺度去量，有苛刻之嫌。超历史地看古人，自然有距离感。但“遗民心态”，对后代知识分子，也曾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便是“清谈”精神。“清谈”好不好？这要做分析。好的一面是在俗界中多了一片净土，是民族文化精神尚未堕落的表现之一。但历代“清谈”者，拒不入世，对当时社会的文化建设，是个不小的损失。于是文人越来越边缘化，鲜于直接影响社会进程。而支撑社会文化旋转的，大多是品学较逊于“遗民”的人。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分离，不能说是好事。责任不能都在“遗民”那里，但“遗民”精神延伸的结果，却是更大的文化萧条，民风的积重难返，便一清二楚了。 鲁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现代人格。顾炎武、王夫之、王国维等人与他相比，都要大为逊色的。“五四”个性文化，是对“遗民”心绪的巨大冲击。在鲁迅那里，人本的东西，入世的东西，特别是反抗绝望的东西，是极其深刻的。所以，谈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社会角色，我以为鲁迅是很好的参照。“遗民”式的“清谈”固然不可缺少，但我以为更需要的是参与现实变革的务实的人。现实不都是净土，但没有人去改良现状，净土从何而来？倘没有务实者的出现，改造国民性，便是一句空话。 这常令我想起当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化”问题。孤芳自赏地躲在象牙塔里，把自己看成圣人，这便又犯了旧“遗民”的老病。是虚幻的道德感在作怪。倘若是真正面壁做学问，那又当另说。述而不作，或不述不作，均不好。文人固然有社会良知这一“角色化”问题，但“角色化”一旦把己身凌驾于社会之上，民众之上，而缺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殉道感和平民化精神。我以为知识分子要真正确立自己的价值意义，是殊难之事。 由“遗民心态”，想到当前文人的“角色化”问题，觉得可总结的事情很多。这是一个棘手的文化难题，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信念问题。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期文人们在此话题下，更深入地谈论下去。 写作此文时，我正在读陈寅恪的著作。坦率说，依我这样的知识阅力，评价这位国学大师，自己也觉得好笑。但既然在谈二十世纪的文人，无论如何，他都是个值得思考的人物。对我来说，陈氏更多给人留下的是一种敬重，仿佛一座难以攀援的高山，他矗立在那儿，以自己的博大、伟岸而显示着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与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气质，似乎太远了。无论是其学识与品格，都不像胡适、周氏兄弟那样与我们这样亲近。似乎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国最后一位“遗民”，同王国维一样，在创造了辉煌的学术殿堂之后，便消失在黑暗之中。而那巨大的精神存在，后人要继续复制，已不再可能。 无疑，陈寅恪的一生是个悲剧。他的渊博的学识，独立的品格，与他所处的时代都严重地对立着。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处于时代主流思潮的边缘，从域外求学，到治学于清华国学院；从战乱流亡，到困居岭南，乱世之苦，一直干扰着他的生活。他差不多经历了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各个历史风潮。在这样的岁月里，他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诸种文人，走的完全是两条道路。他没有发起过一次社会文化运动，也没有参与诸种所谓变革的思潮。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中，几乎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除了在史学界有限的圈子之外，他的名字是寂寞的。 从1890年诞生起，到1969年含冤而死，他的生命恰恰与中国的文化悲剧那么深重地搅在一起。以至在死后，他给人间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1902年，十三岁时便东渡日本求学；1905年，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后，分别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读书；1913年，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1918年，去美国哈佛大学；192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这些经历使他在学术领域，具有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知识储备。他精通的语言之多，范围之广，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他在史学、考古学、文学诸方面的贡献，也令后人企羡不已。作为一代史学大师，他给人留下的，是说不尽的文化话题。 但另一方面，他的个人情绪的极其私人化以及与现实拒不合作的态度，使他渐渐远离着民众。我读他晚年写下的《柳如是别传》等个人情绪较强的学术巨著，一方面惊叹于他博大的学识，严谨的精神，而另一方面，似乎觉得，其独立的品格背后，好像缺少些什么。那种“遗民”式的老态，那种与某些旧儒学之风颇为合一的美学情调，似乎在把人引向一种沉寂、衰朽。所以，我暗暗地想：当他告诫弟子，不要被“俗谛”所扰，要有独立的治学精神时，他是何等的伟大啊！可当看到他那么热衷于古戏，和儒雅的名士之风，又觉得与现实的人生远远地离开。我这种感觉，不是在强迫老人去做一些趋时的事业，对他而言，除了那样，还会有什么？我以为陈寅恪的复杂性在于，其渊博的学识与现代人的观念、生活，是背离的。或许，他评价王国维时那种为自由和独立意志而死的精神，更合适于他？在王国维的遗绪里，是不是也可以看见陈氏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