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日期：1996年11月18日。 提要 本文结合战后至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发轫期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论述了当代台湾女性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时代机遇，论述了以“乡愁散文”和婚恋小说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价值。 关键词 台湾女性文学 怀乡文学 婚恋小说 历史机遇：台湾女性文学的首度繁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和澎湖列岛随即回到祖国的怀抱。光复之初，即有一批30年代享誉文坛的资深作家，如许寿裳、台静农、李何林、黎烈文、李霁野等肩负重建和振兴台湾的文化、文学的使命而相继去台。40年代末期，更有不少或战前生活在祖国大陆、战后返台的省藉作家，如张我军、钟理和、林海音等；或随国民政府去台的大陆作家，如梁实秋、杜衡、谢冰莹、胡秋原，陈纪滢等。这三类先后抵台的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把祖国大陆自‘五四’以来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传统与文学精神带入台湾，使得在日本割据下发展的台湾新文学，进一步地与大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汇合起来”[1]。 但是，光复后的台湾，决非作家们的乐土：鲁迅的挚友、台大国文系主任许寿裳的遇害；李何林、李霁野被迫离台返回大陆；台静农、黎烈文等人不得不躲进大学校园执掌教鞭，回避抛头露面；台湾省藉著名作家杨达夫妇于“二二八”事变中被捕入狱，出狱后又因发表“和平宣言”而被判12年徒刑……使人不难想象光复后至50年代台湾社会环境之恶劣与严峻。 然而，就是在这样恶劣与严峻的社会背景之下，50年代的台湾文坛正当官方大力扶植的“战斗文艺”、“反共文学”甚嚣尘上之际，却涌现出一群极少介入政治宣传的女性作家，如林海音、孟瑶、张秀亚、琦君、钟梅音、徐钟佩、郭良蕙、潘人木[2]、徐薏蓝、华严等等，加上20—30年代即已蜚声文坛的苏雪林、谢冰莹、沉樱等人，她们很快以实力不凡的作品，显示了50年代台湾女作家的创作实绩，并成为当代台湾女性文学首度繁荣的标志。与其说这是当代台湾史上的一大奇观和缪斯的格外垂怜，不如说是独特的台湾社会环境为这些女作家成群结队登上文坛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而她们，恰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首先，台湾女性文学的首度繁荣，表明了文学本身对“政治化”庸俗倾向的拒斥和反拨。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在政治上推行“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方针，继颁布“勘乱动员时期临时戒严令”全岛实行长达37年之久的军事管制之后，又公布对“戒严时期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台湾的出版和言论进行全面控制，禁止印行和阅读“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中的大量进步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作品都在被禁之列）。因此，自20年代以来在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形成的以反帝爱国、反抗现实为主题的台湾新文学传统被拦腰截断。与此同时，台湾当局通过各种途径加紧反共宣传，在官方扶持下掀起“战斗文艺”运动。“战斗文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歪曲现实生活、颠倒历史是非的“主题先行”的政治产物，思想内容的概念化、艺术表现的公式化，不能不是这种“反共文学”的基本特征。正如50年代后期有人在报上所批评的那样，“只在字面上充满‘战斗热’，在实质上缺乏‘文艺美’，只因只战斗不文艺，官方用‘推销主义’推行，战斗文艺令人失望”[3]。这种被戏称为“反共八股”的战斗文艺作品，随着“反共复国”的政治神话的破灭，逐渐遭到人们的冷遇当是意料中的事。这样，就为在台湾文坛上首先抒发或浓或淡的绵绵乡愁、幽幽离情，基本上不触及现实政治的女作家们，腾挪出现实空间和“用文”之地。 其次，台湾女性文学的首度繁荣，表明了赴台女作家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和特长。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异族统治下，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制度，尤其是推行“皇民化运动”之后，中国一切传统的文化习俗、语言文字都受到明令禁止。许多在日据时期以日文创作的台湾省藉作家，包括在台湾文坛已颇有声望的杨达、张文环、吴浊流等人，光复后都面临着重新学习、掌握国语汉字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短时间内无法一蹴而就的语言障碍。著名省藉作家杨达曾在一篇题为《我的小先生》的文章中，追述了他在光复后如何向7岁的女儿学习国语的情景。除此之外，困扰省藉作家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前所未有的生活环境和新的文学主题一下子难以适应。面临着不断遭到退稿、写书无处出版（如钟理和的《笠山农场》等作品）的窘境，有不少人也就知难而退了。而5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台湾女作家，基本上都是40年代末由大陆赴台的，她们在大陆用母语上学念书，自幼即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熏染，有的还具有大学毕业的文凭，如孟瑶、张秀亚、琦君、潘人木等；她们中有些人早在大学时代就已开始写作投稿，发表作品。赴台后，便立即显示出她们在语言艺术、文字修养方面的明显优势与特长。 再者，台湾女性文学的首度繁荣，表明了赴台女作家把握住了文坛青黄不接的契机与脉搏。光复后，孤悬海上的台湾欣喜若狂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然而，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吴浊流小说中所描写的“范汉智”们以“接收大员”之名抵达台湾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战后的台湾爆发出许多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土地荒芜，司法混乱，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流行等等，造成了台湾历史上空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到40年代末，随着国民政府的迁台，上至军政机构的达官贵人，下至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大约200万人从大陆流落到台湾，对于本来就处于各种危机之中的台湾而言，不啻更是严重的大灾难。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为了生存，大多数原来在创作上卓有成就的男作家，不得不手执教鞭，或是从事经商、当公务员等谋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创作数量骤减；而一些为人妻、母，生活条件相对而言稍稍安定一点的女作家，便在这台湾文坛青黄不接之时开始了辛勤的播种和耕耘。 这是历史提供的机遇。这样一种机遇并不是每个历史时期、每个想成为作家的人都能遇到。对于台湾女性文学的整体而言，这种机遇，除50年代和80—90年代，在整个20世纪似乎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