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1997-03-11 穆旦以鲜明突出的创作个性体现着九叶诗派独特的流派风格，成为九叶诗人群中一面飘拂的旗。 一 穆旦的诗艺探索历程，经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三部曲的发展，走向成熟。 穆旦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天津南开学校读高中时。1934——1935年间，他在该校校刊《南开高中学生》上发表了9首新诗和3篇文论，在发表散文诗《梦》时，首次使用“穆旦”这一笔名。与“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中国古代某些诗人创作起步不同，穆旦从一开始就深尝愁味，显得那样痛苦，他的痛苦又那样真诚。《两个世界》、《一个老木匠》、《流浪人》、《哀国难》等诗的抒情主人公，敢于直面现实的苦难，同情底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关注着祖国与民族的命运。在富家女子与缫丝女工不同生活情景的对比中，穆旦揭示出贫富悬殊、阶段压迫的社会实质，“生活？简直把人磨成了烂泥！”（《两个世界》）这样的人生体验，出自一个十五、六岁少年之口，能不使人感到惊异？诗人“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哀国难》），难于抑止胸中的忧愤。这些诗，诗人采取写实的手法描摹缫丝工、老木匠、流浪人的劳作、踯躅，真实地抒写诗人心里的感情，从中不难看出现实主义精神对他的薰陶。了解一个诗人的“少作”，对于理清他以后创作的脉络，有时显得相当重要，因为在那少作里就已埋下他日后发展的根由或因子。穆旦，当他娴熟地运用现代诗艺时，他仍葆有现实主义的诗魂。 《神秘》和《前夕》显露出穆旦从小就喜欢沉思，喜欢探索人生哲理、宇宙秘密的禀性。他一方面相信人的力量能够探究宇宙的“秘密”，“好好的立住你的脚跟”；另一方面，他对世界的“欺狂”混乱，又流露出迷惘与无奈。在《前夕》里，诗人写道：“不要想，／黑暗中会有什么平坦，／什么融和；脚下荆棘／扎得你还不够痛？——我只记住那一把火，／那无尽处的一盏灯，／就是飘摇的野火也好；／这时，我将永远凝视着目标／追求，前进——”其中，荆棘的象征，火的象征，无意中已流露了穆旦以后对隐喻与象征的偏爱情愫。 南开高中的少年试作时期，穆旦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正如他当时评论《诗经》时所说：“《诗经》之伟大，全在它的真情和朴素思想。”[1]少年试作时期的穆旦，是跟《诗经》的现实主义认同的。 杜运燮说：“穆旦不但早慧，而且早熟。”[2]其实，早熟的何止一个穆旦，九叶诗人都是早熟的诗人，只不过穆旦表现得特别明显罢了。早熟，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人生真谛的逼视，此外还有诗艺的不断探索长进，乃至渐趋成熟。 1935年，17岁的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抗战爆发，他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大深造。在清华和联大，他“首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主义诗”[3]，然后通过燕卜荪，受到现代派诗人叶芝、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人的影响。正如艾荣·侯奥在《文艺中现代的观念》中所指出的：“在最初的阶段，现代主义并不掩饰它如何继承了浪漫主义”[4]。穆旦进入现代主义有个过程，他经过仿效、吸收、过滤、琢磨、消化，才逐渐形成现代诗风。在由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之间，有个过渡期，这便是浪漫主义时期。他的同学诗友王佐良回忆说，清华时的穆旦“在写诗，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后来到了昆明，穆旦的“诗风变了”，“更有现实感”，“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5]杜运燮说：“他自己承认受英美现代派诗影响的第一首诗是1940年11月写的《还原作用》。”[6]从进入清华到1940年，这阶段穆旦的诗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融合着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因素。其21首主要作品，收入《穆旦诗选》的有《野兽》、《我看》、《园》、《合唱》、《从空虚到充实》、《童年》、《玫瑰之歌》、《漫漫长夜》、《在旷野上》。那两首《合唱》实乃响遏行云的浪漫抒情之作，诗中迥荡着“○飞奔呵，旋转的球”，“○黄帝的子孙，疯狂！”，“○庄严的圣殿，以鲜血祭扫”，“○让我歌唱，以欢愉的心情”，“○热情的拥抱！让我歌唱”的热情呼唤与激昂旋律，笔锋横扫宇宙洪荒，纵贯千秋万代，热情讴歌祖国，忧虑着祖国的“庄严圣殿”有“倾倒”的危险，从而号召“以鲜血祭扫”，“使它亮些，更亮些”……其热烈的情绪，磅礴的气势，阔大的境界，极度的夸张，缤纷的色彩，使人想起惠特曼、郭沫若的汪洋恣肆。《玫瑰之歌》可谓理想追求的三部曲，诗分三段，标题为“一、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二、现实的洪流中毁了桥梁，他躲在真空里”，“三、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了，他会健康吗”。歌唱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现实冲毁了理想，诗人产生更顽强地追求理想的热情，诗的结尾： 突进！因为我看见一片新绿从大地的 旧根里熊熊燃烧， 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年的车开向 最炽热的熔炉里。 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 鞭打出过信仰来， 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 泪，没有闻过血腥， 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 颗充满着熔岩的心
